男子岳某是某鐵路局車輛段病退職工。為開拓業(yè)務節(jié)省交通費,岳某想到使用假證、假章,冒充鐵路“部委領導”在火車上騙吃騙喝。在各次列車長的安排下,其與同行人員均享受軟臥或硬臥待遇,并多次在餐車或包廂內用餐,從未付任何餐費。岳某因涉嫌招搖撞騙罪,被依法逮捕(12月5日《山西晚報》)。

正如網友所說，騙子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中國確實存在著領導的特權。領導享有特權和法外的利益，可以不受規(guī)則的約束，才有騙子假冒的可能，也才會讓各列車長上當受騙。

特權在中國已長久盛行，并且不限于鐵路一家。在各行業(yè)、各部門都普遍存在。有制度化的特權，還有非制度化的特權。30年前，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指出：“形形色色的特權現(xiàn)象”是“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中“主要的弊端”之一，并且認為如果不堅決消除這一弊端，則“勢必使我們的干部隊伍發(fā)生腐化”。制度化的和制度外的各種特權五花八門，隨處可見，數(shù)之不盡。寧波機場“讓領導先飛”；而當年新疆克拉瑪依那場大火中讓“領導先走”的舊聞仍然讓人記憶猶新；此外，還有各式各樣的“領導特供”，令人目不暇接。

特權的盛行造就了下屬奴性的人格，對上級領導唯命是從，對自己的下屬及群眾頤指氣使。面對“領導”，巴結都來之不及，哪里還有“質疑”的心思？因此，岳某能在長時間內，在各列車次行騙，而列車長均未發(fā)現(xiàn)，也就不足為奇。各色騙子能以不算高超的騙術假冒“領導”蒙蔽了各位“下屬”，這與一些官員多年形成的對上級領導的諂媚和奴性習慣不無關系。

再看看幾個月前在中國刮起一陣小旋風的美國駐中國大使駱家輝。其輕車簡從的作風為什么能引來中國公眾的喝采，實際上，答案不言自明。駱家輝自己排隊買咖啡、自己拖行李赴任，公務出差乘坐經濟艙等行為，一再成為公眾眼球聚焦的目標。駱家輝的平民、樸素作風與國內一些大小官員的特權、奢靡作風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只怕其“部級”高官的身份在美國并不會招來騙子假冒其身份或其親屬的身份大吃大喝、享受特殊待遇的鬧劇上演。當有些人以“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心態(tài)來看待駱家輝大使的“作秀”時，中國國內相當多的一些官員卻以自己的特權行為在破壞著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在離散著官民的關系。因此，如果有更多的外國高官能在中國如此“作秀”，能讓這些官員們如坐針氈，改掉一些惡習，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毫不夸張地說，特權危害猛于虎。有“法蘭西制憲之父”之稱的西耶斯在《論特權》中以反問的方式深刻地揭露了特權的危害：“有人說過，對于獲得特權的人來說，特權是優(yōu)免，而對其他人來說則是喪氣。如果此話不錯，那就得承認特權的發(fā)明乃是一種可悲的發(fā)明。讓我們設想一個組織得盡善盡美、無比幸福的社會，要徹底搞亂這個社會，只要將優(yōu)免給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喪氣就足夠了，這點不是很明顯嗎?”在西耶斯看來，特權能將一個無比幸福的社會搞垮，此言不假。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說，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筆者認為，領導干部享受特權就是腐敗的表現(xiàn)，就是脫離群眾的表現(xiàn)。

新中國成立后，劉少奇曾說：“一切特殊的待遇，也可以叫特權，應該取消。”從劉少奇提出的“特殊待遇應該取消”，至今已有半個世紀，然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xiàn)象并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清除，反而是借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大發(fā)展之機進一步“發(fā)揚光大”，以至于形成了人們十分擔心的制度化趨勢，嚴重地影響著改革開放和整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事業(yè)的發(fā)展。各種特權的存在不僅嚴重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形象，而且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著實令人不齒。

岳某因涉嫌招搖撞騙罪被追究刑事責任，咎由自取。然而，抓走一個騙子容易，而要鏟除滋生這類騙子的土壤卻并非易事。只要特權仍然存在，產生特權的環(huán)境沒有改變，那么，岳某冒充領導騙取特殊待遇的案例不是第一個，也絕不會是最后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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