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爭議最大兩大焦點：第一，應當定被告人故意傷害還是故意殺人？第二，對被告人的量刑是否畸輕？

首先，關于案件定性問題。

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與故意殺人罪最大區(qū)別是主觀方面不同。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被告人只是有傷害他人身體的故意，導致死亡的結果出乎了被告人的預料之外，而故意殺人罪卻是有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對導致他人死亡的結果持希望或放任態(tài)度。

本案實際上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被告人沒有得知被害人有心臟病的廝打。

被害人伸手到車窗內打被告人張松面部一下，3名被告人隨即下車與被害人周曉明用拳腳相互廝打。這一階段，三名被告人只有傷害被害人的故意，絕對沒有剝奪被害人生命的故意，即使是被害人真有心臟病，在被告人不是明知的情況下，造成了死亡的結果，仍然是故意傷害。

第二階段，被告人得知被害人有嚴重的心臟病后的毆打。

廝打期間被告人的兒子周陽一邊打架、一邊大喊：“別打我爸，他有心臟病?！鼻冶缓θ诉€撩開上衣給3名被告人看自己身上的手術刀口。

做為一個具備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的人來說，完全可以判斷心臟病人的體質和正常人不一樣，很容易因為情緒激動等因素導致死亡，本案中最重要的情節(jié)是：被害人周曉明撩起衣服讓被告人看身上的手術刀口，做過手術的心臟病，正常人都能預見到其嚴重程度，被告人仍然對其毆打，顯然，對被害人的死亡持放任態(tài)度，死和傷都在被告人的故意范圍之內，符合間接故意殺人的主觀方面構成要件，客觀上造成了他人死亡的結果，應當以故意殺人罪定罪量刑。

筆者認為：本案的被告人犯罪的故意有一個轉化的過程，剛開始僅有傷害被害人的故意，得知被害人有嚴重的心臟病后仍然對其毆打，對其死亡持放任的態(tài)度，就轉化成故意殺人的故意了。

其次，量刑問題。

我國《刑法》對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和故意殺人量刑幅度實際上是一致的，都要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但刑法唯一倒序排列的就是故意殺人罪。依照《刑法》第232條“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定性的變化，決定了首先適用的刑罰不同，故意殺人在量刑時的排序是：“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則正好相反。

如果以故意傷害罪量刑，本案完全在刑法規(guī)定的量刑幅度范圍之內，無可厚非。

同時筆者認為：另外兩名定為從犯是否適當？刑法要求的主從關系，必須是在犯罪中有特別明顯的主從地位，從犯在整個犯罪過程中起次要和輔助作用。即使從犯減輕處罰也要適當，本案兩名“從犯”的刑罰，達到了刑法規(guī)定的最低點，是否適當，值得商榷。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國憲法的重要原則，不能因為城管執(zhí)法過程中發(fā)生的傷害就法外開恩。

（李成旺律師供法邦網(wǎng)-法邦時評專稿，轉載請注明作者和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