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婦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法律都有相應的規(guī)定，主要體現(xiàn)在婦女的定婚權(quán)、退婚權(quán)、嫁娶違律范圍等方面。
女性的定婚權(quán)。定婚雖是當事男女本人之事，但傳統(tǒng)習俗和法律卻認為這是雙方家長之間的行為交涉。一般很少顧及個人，因為在“父為子綱”以及“在家從父”綱常倫理下，男女雙方家長是實際的主持者，因此法律對于干涉婚姻的違例行為，一般不追究男女本人的責任。唐、元、明、清律關(guān)于定婚條例一般都是規(guī)定對“已報婚書及私有約而輒悔”的許嫁女實行處罰，只是在量刑上稍有差別。對于許嫁女另許他人，各朝仍視為違法行為，對此女及各夫?qū)嵭刑幜P外，又都無一例外規(guī)定：“女歸前夫，若前夫不娶，女家還聘禮，后夫婚加法?！笨梢姡诙ɑ樾Яι?，明代婦女與前后期基本一致。在男權(quán)至上的封建社會，女性的婚姻和情感被限制在狹小的范圍?！案改钢?，媒妁之言”的信條，導致女性在配偶選擇上，處于“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悲慘境地。在明代社會后期，一些女性在愛情對象選擇上，逐步摒棄“媒妁之言”，“門第相當”的舊原則，提倡男女雙方要相互尊重，互敬互愛。比如《宿香亭張浩遇鶯鶯》、《王嬌鸞百年長恨》、《樂小舌拼生覓偶》這些都反映了婦女們進步的婚姻觀念以及在定婚上的自主權(quán)。
女性的退婚權(quán)。定婚之后而解除婚約，稱為退婚權(quán)或悔婚權(quán)。明律對女性可以退婚分為三種：即“妄昌”、“犯奸盜”、“男家故違成婚期”。其中，“犯奸盜”是明朝開始制定并實施的，而“男家故違成婚期”始于元朝，明朝因襲。這三種情況在明朝具體表現(xiàn)為：首先，在男犯罪的情況，“其定婚夫作盜及犯徒、流移鄉(xiāng)者，女家愿棄，聽還聘財?！钡诙ɑ楹竽凶訜o故五年不要女子的情況，“無故五年不娶及夫逃亡過三年不還者，并聽經(jīng)官告給執(zhí)照，另行改嫁，亦不追財禮?！比窃谀屑彝那闆r，“男家妄昌者，加一等，不追財禮。未成婚者，仍依原定;已成婚者，離異?！笨梢?，在退婚方面，明代女性較之于以前幾個朝代，權(quán)利更為廣泛，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婦女在婚姻方面的權(quán)利。
違律嫁娶范圍的擴大。嫁娶違律是指對于不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嫁娶，應當依法予以解除，且處以相應的刑罰?！短坡伞窇艋槁蓪τ谶`律為婚應行離異者幾種：同性為婚、尊卑為婚、良賤為婚、娶親屬之妻妾等八中。明朝在《大明律?戶律?婚姻》的規(guī)定大體略同唐律，但是又增加了典雇妻妾、娶樂人為妻及僧道娶妾等條。在娶親屬之妻妾一條中，元朝蒙古族“收繼婚”的風俗，父死子可以收其庶母，兄亡而弟可收嫂，不準弟亡而兄收弟婦。由于“收繼婚”是蒙古族一種約定俗成的習慣，對廣大蒙古族婦女造成必須接受的婚姻事實，大大限制了她們再嫁對象的選擇自由。而《明律》則堅決矯正這一“胡風”，對“收繼婚”的處罰大為嚴厲，“若收父、祖妾及伯叔母者，各斬;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婦者，各絞”，這一規(guī)定符合漢族的風俗習慣，對明代婦女再次締結(jié)婚姻，具有一定積極作用。
未嫁女的法律地位。中國古代凡女子在父母家，尚未適人者，即稱之未嫁女，又稱在室女。關(guān)于未嫁女的財產(chǎn)繼承權(quán)，在我國在古代社會，未嫁女按照“長幼有序”倫理，確定了她們的名份地位，但是在財產(chǎn)繼承權(quán)上，未嫁女不再享有“長幼有序”的特權(quán)。因為以男權(quán)為中心的封建社會，男子是法定繼承人，而女子則不是繼承門戶的法定繼承人，直到唐代，對于女子的繼承權(quán)才從法律上予于承認。唐律《開元令?產(chǎn)令》規(guī)定：“諸應分田宅及財物者，兄弟均分……其未娶妻者，別與聘財，姑、姐、妹在室者，減男聘財之半”。明律只是在戶絕的情況下，才承認未嫁女的法定繼承權(quán)，即“果無同宗應繼，所生親女承分，無女者，入官?！碧扑卧姆啥加幸?guī)定，內(nèi)容上大致相同，承認在戶絕情況下，財產(chǎn)由女繼承。所不同之處，按宋律《喪葬》的規(guī)定，父母可以用遺囑的方式剝奪未嫁女繼承遺產(chǎn)權(quán)利。而元律則明確肯定戶絕女可繼承，相比之下，明律對此規(guī)定稍顯苛刻，要求必須“無同宗應繼承者”的情況下，女子方可繼承，這種有條件的繼承比之唐、元律無疑是對女性繼承權(quán)的削弱。
既嫁后的法律地位。在古代社會，妻的概念很寬泛，既包括正妻，即通常所說的“生母”，此外還有妾。一是為妻的人身權(quán)。在明律上，“夫尊妻卑”表現(xiàn)在夫妻相互犯罪時的“同罪異法罰”，這必然造成妻子人身權(quán)的損害，如妻子打丈夫，“仗一百”，至折傷以上，“各加凡人三等”;而丈夫毆打妻子，“非折傷，勿論”，“至折傷以上，減凡人二等”。在《唐律》中也有類似規(guī)定，可見，在相同斗傷程度下，法律對妻子的處罰，遠遠重于對丈夫的處罰。更有甚者，丈夫過失毆殺妻子，唐、宋、明、清律一概列為“各勿論”，可見，各朝法律都把妻子視為丈夫的私有財產(chǎn)，甚至妻子的生命也得不到保障。二是為妻的財產(chǎn)權(quán)。唐朝，妻的財產(chǎn)權(quán)既包括出嫁時的嫁妝，也包括“戶絕”情況下，依法繼承本家家產(chǎn)，唐文宗元成元年《教節(jié)文》規(guī)定，戶絕時“無男空有女，女出嫁者，令女合得財產(chǎn)”，元朝一般的婦女，可以自由處分嫁妝，《元典省戶部》“五兄弟分爭家產(chǎn)事條例”規(guī)定：“應分家財，若因……妻家所得財物，不在分限”，“對于改嫁的婦女，不論是生前離異，還是夫死寡居，但如果要再嫁他人，其隨嫁妝”，可見，元朝規(guī)定是不聽前夫之家為主，并許隨身搬取。明代以后，隨著統(tǒng)治者對婦女貞節(jié)控制的日趨嚴格以及統(tǒng)治者對女性離婚改嫁及寡婦再嫁行為的歧視，原屬于出嫁女的個人財產(chǎn)—嫁妝已逐漸演變?yōu)榉蚣邑敭a(chǎn)的一部分，明朝法律對此做出限制：“凡婦人夫亡無子……改嫁者，夫家財產(chǎn)及原有嫁妝并聽前夫之家為主?！睂τ诠褘D守節(jié)者則允許其繼承遺產(chǎn)，同時還做出“合承夫分”的規(guī)定，由此可見明律實質(zhì)上剝奪了妻子的財產(chǎn)權(quán)。三是為妻的離婚權(quán)。唐以后法律把“若夫妻不相和諧，而兩愿離者，不坐”作為離婚原則，也就是離婚只要在兩廂情愿的前提下即可實現(xiàn)，即協(xié)議離婚。此外還規(guī)定“凡妻無應出及義絕之壯而出之者，杖八十。雖犯亡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成二等追還完聚?！边@“七出”是指不順父母、無子、淫、妒、有惡疾、多言、竊盜。七出又稱七去，或七棄，是為中國古代傳統(tǒng)之休妻條件，而“三不去”是指“有所娶無所歸、與更三年喪、前貪賤后富貴?！边@是明律對于出妻所作的限制性規(guī)定，在一定范圍內(nèi)維護了婦女的權(quán)利。但在實際情況中，若婦犯惡疾，犯奸，“三不去”的限制往往無效。夫縱容妻、妾與人通奸，夫逃之過三年者，毆妻至折傷以上，典雇妻子、被夫之父母非理毆傷的情況，妻子可向丈夫提出離婚。四是為妻的改嫁權(quán)。明律規(guī)定寡婦改嫁由公婆作主，而明朝社會風氣大變，婦女在實際生活中有了較寬泛的改嫁權(quán)，對于寡婦守節(jié)與否，很多時候是由自己作決定，比如《水滸傳》第二十五回：“王婆向潘金蓮說道，初嫁從親，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理。”有的地方還有夫未病死時媳婦就被聘為他人之婦的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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