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身份盜竊的刑法規(guī)制研究
——兼與美國身份盜竊刑法規(guī)制的比較
【內容提要】身份盜竊具有嚴重的法益侵害性，應當運用刑法予以規(guī)制。但是我國現行刑法并沒有為其設置專門罪名，而是通過對其預備行為與后續(xù)行為的禁止來實現對身份盜竊的間接規(guī)制。并且相關規(guī)范在行為的內容、主體、對象以及主觀方面等要素的規(guī)定上存在嚴重的不足，無法滿足規(guī)制的需要。而美國聯(lián)邦及所屬州和地區(qū)卻通過不同模式的制定法為我們展現了運用刑法對身份盜竊進行直接規(guī)制的可能。這些模式大致分為兩類，兩類模式各有優(yōu)劣。本文在比較分析的基礎上，探索分析了我國完善身份盜竊刑法規(guī)制的途徑與措施。
【關鍵詞】身份盜竊身份信息識別憑證刑法規(guī)制
冒名讀書、冒名就業(yè)、冒名結婚、冒名招聘、冒名開辦信用卡惡意透支、冒名篡改他人報考信息……形形色色的身份盜竊在給受害者帶來嚴重危害的同時，也使我們惶惶不安，擔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于是加強行業(yè)自治、出臺部門規(guī)章、完善相關立法等各種途徑開始被采用，試圖加強和完善對此類行為的預防與處罰。而在刑法領域，學者們也開始探討如何通過完善現行刑法實現對身份盜竊行為的較好規(guī)制。筆者正是以此為出發(fā)點，通過比較我國與美國在身份盜竊行為上的相關立法，以進一步探索更加符合立法和司法要求的刑法規(guī)制方式。
一、身份盜竊的概述
（一）身份盜竊的概念和內涵
身份盜竊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于我們并不陌生，但是究竟何謂身份盜竊，怎樣的行為可以被定為身份盜竊，至今未形成統(tǒng)一的觀點。有的國家和學者將身份盜竊理解為身份信息的非法獲??；[1]也有的將身份盜竊理解為身份欺詐的一種表現形式，專指在未得到身份信息真正持有人同意的情況下以某一實際存在的人的身份為目標或主要工具而進行的欺詐或者從事的其他非法活動；[2]還有的將身份盜竊理解為包含身份信息的非法獲取和身份欺詐在內的概括概念。[3]對此，我們應該認識到，中文語義中的身份和身份信息是兩個相互聯(lián)系而又彼此差異的術語，其中身份的本質具有可識別性，而這種可識別性又通過身份信息予以體現和驗證，因此身份盜竊不等于身份信息的取得，但是也離不開身份信息。二者通過身份盜竊者非法使用身份信息進而假冒相應身份。因而，身份盜竊的定義為非法使用不屬于自己的身份信息，假冒為他人的行為。
Gordon和Willox認為身份盜竊案件往往由三個階段的行為組成。其中策—階段是非法獲取他人身份信息或身份識別憑證；第二階段是利用盜竊來的身份信息或識別憑證建立虛假身份，即將自己偽裝為他人；第三階段是利用虛假身份獲得經濟利益或從事其它犯罪活動。[4]我們認為這種理解具有一定的正確性。但是，這種理解僅能作為對身份盜竊案件行為階段的理解，并不能作為規(guī)范刑法意義上身份盜竊行為的理解。因為規(guī)范刑法意義上的犯罪行為必須是對相應法益具有緊迫侵害性的行為，之前的行為只能是預備行為，之后實施的侵害其他法益的行為成立另一犯罪。因而，規(guī)范刑法意義上的身份盜竊其實僅包含上述第二階段。
（二）身份盜竊的嚴重法益侵害性和刑法規(guī)制的必要性
雖然我國刑法目前并沒有將身份利益作為一種專門的法益或者客體進行保護，但是身份盜竊所可能嚴重法益侵害卻是不容忽視的。首先，身份主體的單一性使得身份所有人在身份識別材料在被他人非法取得，進而假冒后，難以證實自己的實際身份或獲取該身份之相應利用價值，甚至個人人身、民主權利嚴重受損。比如，被他人假冒身份轉走戶口的邱東芳。在他人利用邱的戶口及個人檔案上中專當教師的同時，沒有戶口的邱東芳卻無法辦理和更換身份證件，因而無法找到正式工作，入住正規(guī)旅店，只能靠打無需身份證明的短工維持生計。[5]其次，由于身份盜竊的行為人在行為過程中沒有使用自己的真實身份，加大了司法機關偵查的難度，給司法機關的正?；顒右苍斐闪藰O大的阻礙。最后，由于身份盜竊者在取得相應身份后往往會實施使自己獲利或他人受害的后續(xù)行為（比如，假冒他人身份開辦信用卡后惡意透支），而這些行為的結果也可以說屬于身份盜竊的間接后果。因此，身份盜竊屬于具有嚴重法益侵害性的行為。
而規(guī)制機能是刑法的一個重要機能，具有規(guī)范社會成員行為的作用。將一定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配置一定的刑罰，從而使人們認識到什么可為，什么不可為，進而禁止人們實施不可為之行為。[6]（p78）因而，刑法規(guī)制的對象實質上就是值得刑法規(guī)定為犯罪的行為。而從刑事立法的角度出發(fā)，值得規(guī)定為犯罪的行為就是指該種行為不管從哪個角度，對法益的侵害都非常嚴重，而且為絕大多數人不能容忍，使用其它制裁方法不足以抑制，對其運用刑法也不會導致對社會不利的行為，不會使國民的行為受到不合理限制，并且刑法能夠對該種行為進行公平處理，適用刑罰可以對該行為產生預防或抑制作用。[7]（p70）所以，從立法的角度出發(fā)，身份盜竊行為理應受到刑法的規(guī)制。
二、我國對身份盜竊行為的刑法規(guī)制現狀及分析
（一）相關的罪名種類
我國刑法中沒有身份盜竊罪，目前能夠適用于身份盜竊的罪名包括兩類。第一類是涉及身份盜竊預備行為的罪名，包括非法獲取、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偽造、變造居民身份證罪；偽造、變造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偽造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人民團體的印章罪；偽造、變造、買賣、盜竊、搶奪武裝部隊公文、證件、印章罪；非法生產、買賣武裝部隊制式服裝罪；偽造、盜竊、買賣、非法提供、使用武裝部隊專用標志罪；第二：類是涉及部分身份盜竊之后續(xù)行為的罪名，包括詐騙罪、七種金融詐騙罪、冒充軍警人員搶劫罪；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罪、招搖撞騙罪、以及冒充軍人招搖撞騙罪。這類犯罪中身份要素往往在犯罪當中起著重要作用，因而身份盜竊實際上被視作相應犯罪的方法內容或加重情節(jié)。這就意味著，身份盜竊行為、身份盜竊者所實施的預備行為及后續(xù)性行為均不構成上述犯罪（例如，在業(yè)務往來中合法獲取單位信息后冒充單位法人代表去行騙），則對于身份盜竊的內容刑法根本無法予以評價。[8]
（二）規(guī)范的構成要素和特點
首先，在行為類型上，可用作規(guī)制身份盜竊的行為僅包括非法獲取、提供身份信息以及偽造、變造身份識別憑證（含各類可使用于輔助身份識別的公文、證件、印章、識別標志）。涉及經濟利益的各種詐騙；侵犯他人知識產權；以及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軍人的招搖撞騙以及冒充軍警人員的搶劫和招搖撞騙。但事實上，可能發(fā)展成身份盜竊或者會使用虛假身份作為方法內容的行為并不僅限于上述行為類型。還可能包括在身份盜竊的目的下，無正當理由非法長期大量持有他人身份信息或身份識別憑證，以及假冒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軍人以外的其他身份或虛假身份為自己獲取非財產性的利益或機會（例如，利用所掌握的他人身份信息篡改他人報考信息，為自己贏取考試機會防止對手參加考試）等。
其次，在行為的主體上，由于罪名分散，各罪對行為主體的要求也不同。在預備行為的犯罪中，大多數犯罪不承認單位成為主體的可能。從設立相應犯罪的初衷而言，這樣規(guī)定可能無可厚非，但是當其作為身份盜竊的預備行為時，我們不得不考慮，單位為了實施身份盜竊而實施這些行為的可能（比如，物流公司為節(jié)約物流時間和成本非法購買武裝部隊專用標志）。而非法獲取、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雖然承認單位作為犯罪主體，卻在自然人主體上卻進行了限制。其中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的犯罪僅有醫(yī)療、教育等特定部門的工作人員方可構成。這在信息化高度發(fā)達，網絡普及，黑客泛濫的今天顯然很難適應現實的需要。同時，對于后續(xù)行為的相關犯罪，除了金融詐騙中有三個犯罪類型可構成單位犯罪外，其余所有犯罪類型均只能由自然人構成，而事實上單位為了獲取相應利益的實施這些犯罪的可能性也大量存在（招生單位假冒報考學生篡改報考志愿等案例），⑴因此，這樣限定也是不符合規(guī)制需要的。
再次，在行為對象上，預備行為中的非法獲取、提供信息的犯罪對象僅包括公民的個人信息，而不包含單位身份信息和登載有身份信息的身份證件，并且對于身份信息的具體內容，我國刑法也未予以明確。這顯然不符合適用的需要。偽造、變造的對象，雖然看似僅有身份證，但由于大多數識別憑證上均需附具有公信力的相應公文、證件、印章，因而本組犯罪的對象規(guī)定較為完備。而后續(xù)行為中的詐騙和金融詐騙將行為的對象限制在財產利益上，招搖撞騙等雖然未將利益限定于財產利益，卻將假冒的對象限制在特殊群體上，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軍警人員不能構成。而事實上假冒非上述人員或一般單位實施騙取榮譽地位、招聘海外勞工或侵占市場份額等案件早已屢見不鮮，因而這種限定顯然也不夠合理。
最后，在主觀方面上，無論是身份盜竊預備行為還是后續(xù)行為的犯罪，都是故意犯罪，其中預備行為類的犯罪是將身份盜竊的目的于相應行為結合起來，致使法益的側重保護有所偏差：而后續(xù)行為類的犯罪又將假冒一般主體身份的行為目的限定為財產利益，這樣限制勢必導致以騙取其他利益為目的身份盜竊難以受到處罰。
（三）配置的刑罰幅度
由于我國刑法對身份盜竊的規(guī)制涉及多個罪名，而這些罪名的行為內容和法益侵害又有著很大的差異，在刑罰的種類和數量上也存在著很大差異，且在幅度的選擇上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其中涉及預備行為的犯罪，無論非法獲取，無論提供個人信息獲取的量多少，造成的結果如何，能夠證明的目的是什么，最高刑僅為3年有期徒刑。而偽造、變造、買賣其他識別憑證根據識別憑證屬性的不同卻可能判處7年有期徒刑。而身份盜竊的后續(xù)行為實質上只是將身份盜竊作為判處或加重刑罰的理由，當后續(xù)行為不另構成犯罪時，身份盜竊本身即使產生了特別嚴重的后果，也無法判處刑罰。這兩者顯然不符合刑法罪刑均衡的原理。
三、美國對身份盜竊的刑法規(guī)制典例
美國聯(lián)邦和佛蒙特州外所有下屬的州和地區(qū)均對身份盜竊進行了直接規(guī)制，并且均將身份盜竊規(guī)定為其罪名之一。并且，由于美國聯(lián)邦制的獨特原因，這些立法并不完全相同，其中以美聯(lián)邦為代表的大多數州及加利福尼亞地區(qū)采用了統(tǒng)一立法的模式，將身份盜竊規(guī)定為一種類罪名，用專門的法案進行規(guī)定，并囊括所有身份盜竊的階段行為。而以紐約州為代表的少部分州，雖然也使用了身份盜竊作為罪名，但其僅為一種具體罪名，于其他相關罪名并列散布于相應法典當中。[9]下面，我們分別對美國這兩種立法模式進行分析，以期從理論上探討較為合理的立法方式。
（一）美聯(lián)邦立法模式
美聯(lián)邦之《身份盜竊與濫用預防法》對身份盜竊罪進行了詳盡的規(guī)定，具體包含八種行為：故意非法制作身份證明文件、識別憑證或虛假的身份證明文件；故意非法轉移明知是被盜的或假冒的身份證明文件或識別憑證；以非法使用或轉讓為目的非法持有5份以上真實或虛假的身份證明文件或識別憑證；以欺騙美國國家為目的非法持有身份證明文件或識別憑證；以制作非法身份證明文件或使識別憑證得以順利使用為目的非法制作、轉移、持有身份證明文件制作工具；以實施、幫助實施、煽動實施觸犯聯(lián)邦法律或者州或地方之重罪行為或其它的相關行方為目的，故意非法轉移、持有、使用他人的身份識別裝置；故意販賣虛假的或真實的身份識別特征以用于虛假的身份證明文件、身份識別特征或身份識別裝置?？偨Y起來，在行為的內容上，美聯(lián)邦將身份盜竊第一、二階段的行為都被包括了進去，甚至還將尚不能對身份產生威脅不能屬于身份盜竊預備行為的前期準備行為也包括了進去，規(guī)制范圍相當廣泛。并且，該法還對相關名詞包括身份證明文件和身份信息等的范圍與內容進行了界定。而在行為主體上，聯(lián)邦立法并沒有對行為的主體進行限制。在行為對象上，聯(lián)邦所指的身份或身份信息并不要求身份或身份信息必須真實，假冒虛假的身份或身份信息的行為也屬于身份盜竊罪。而針對他人真實身份或身份信息實施的行為則屬于加重身份盜竊罪的范圍。不過，這種身份或身份信息必須是屬于或可能屬于個人的，也就是說該法在此罪名上并不保護非個人的法人或其他組織。主觀上，不僅要求行為人對相應行為內容的具有故意，而且除了涉及身份信息和識別憑證、特征的非法制作或轉移外均要求具備相應的目的。
在刑罰上，聯(lián)邦為身份盜竊配置了很大幅度的刑罰空間，并且后續(xù)行為的種類直接影響法定刑的量。一般情況下，身份盜竊可能被判處罰金和15年以下的監(jiān)禁；但是如果身份盜竊者盜竊身份后實施的行為是販毒、嚴重暴力犯罪或之前已經有過本節(jié)之罪的確定判決則身份盜竊者可能被判處20年以下的監(jiān)禁；而如果行為人所制作或轉移的身份證明或識別憑證屬于只有國家有權制作采集的或者是出生證明、機動車駕駛證、個人身份證這種證件或者所持有或轉移的身份證明文件超過5份或是持有身份證明文件的制作工具則有可能被判處15年以下的監(jiān)禁；如果只涉及一份證明文件或者該文件的范圍在前面所列文件范圍之外則可能只被判處1—5年的監(jiān)禁。另外，聯(lián)邦還將針對他人真實身份或身份信息的身份盜竊規(guī)定了加重的身份盜竊。[10]
（二）紐約州立法模式
美國紐約州立法為身份盜竊設置了兩個罪名，包括身份盜竊罪和非法持有他人身份信息罪。其中假冒他人身份的行為為身份盜竊，而明知該身份信息將被用于身份假冒犯罪而故意持有該身份信息的行為則為非法持有身份信息罪。在行為的內容上，紐約州立法所規(guī)制的于身份盜竊相關的行為就包括這兩種行為。其中非法持有身份信息實質上是身份盜竊的預備行為，因此本立法模式實質上也涉及了對身份盜竊兩個階段行為的限制，并且是用不同罪名進行規(guī)制。而且對于身份信息的范圍該州立法也有規(guī)定。在行為的相關方面，紐約州的立法并沒有進行過多的限制，主體和對象均無限制，尤其在對象上，該州并沒有將非個人的法人或其他組織排除在外。主觀上不僅要求行為人具有故意，而且還要求這種故意必須具有進一步實施犯罪欺詐的意圖，但是與聯(lián)邦立法不同的是，紐約州并不認為所有犯罪目的均值得用此二罪名進行處罰，因此對與年齡有關的吸煙、買酒和進入特定場所三種并不對他人造成具體利益侵害的青年人之輕罪目的進行了排除。
在刑罰設置上，紐約州立法為這兩個罪名安排了可能1到7年不等的刑罰。并且兩個罪名在刑罰幅度上均包含三個層次，其中身份假冒的刑檔劃分標準是假冒行為給他人造成的損害大小或者在假冒的身份下所實施之罪的輕重級別，而非法持有他人身份信息的犯罪則以持有身份信息的數量及打算實施之罪的輕重級別為標準。假冒他人真實身份的也屬于加重處罰的情形。[11]
（三）兩種模式的比較分析
第一，就設置的罪名種類而言：兩種立法都為身份盜竊行為設置了專門的罪名，但由于對身份盜竊定義理解的差異，美聯(lián)邦僅將身份盜竊規(guī)定為一個類罪名，而紐約州卻用非法持有身份信息罪與身份盜竊罪兩個具體罪名。相比之下，美聯(lián)邦的立法雖然規(guī)制內容全面，但不如紐約州的立法直接明了。
第二，就規(guī)范的構成要素而言：首先，在行為內容上，兩種立法均將身份盜竊的預備行為與實行行為規(guī)定為身份盜竊的相關犯罪。不同的是，在預備行為的界定上，美聯(lián)邦范圍較廣，將非法制造、轉讓、持有身份證明文件與故意制作、轉移、持有虛假身份文件之偽造工具以及無合法授權地轉讓、使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均規(guī)定為犯罪。雖然客觀上起到了最大限度規(guī)制身份盜竊行為的效果，但是其中故意制作、轉移、持有虛假身份文件之偽造工具也作為身份盜竊處罰顯然是處罰過當。而紐約州所界定的預備行為的種類又顯得過于單一，不足以涵蓋所有值得處罰的預備行為。其次，在行為主體上，兩種立法均沒有對涉及身份信息的犯罪和身份假冒進行特殊主體的限制。再次，在行為對象上，兩種立法均將身份信息和身份利益本身作為單獨的刑法保護對象，并且兩者均對身份信息的范圍進行了規(guī)定，且內容基本相同，均將單獨的生物特征作為身份信息的內容。這樣規(guī)定符合現代科技發(fā)展的要求，也避免了司法適用當中的過度或錯誤解釋。但是，聯(lián)邦立法沒有將法人或其他組織的身份信息作為保護對象，而紐約州雖然將法人或其他組織的身份和身份信息納入刑法的保護范疇卻忽視了虛假主體身份和身份信息被假冒的可能。最后，在主觀方面上，兩種立法也均將身份信息的犯罪與身份盜竊視為目的犯，并且對假冒身份行為得目的均要求是欺騙或者實施犯罪。不同的是，紐約州對幾種較輕的犯罪予以了排除。
第三，就配置的刑罰幅度而言，兩種立法均為相應罪名設置了多幅度的法定刑，均可作為重罪處罰，并且均以行為所可能造成的危害包括所涉身份識別憑證的數量、企圖侵害的利益大小以及所實施或企圖實施之罪的輕重作為量刑的依據，也均將假冒他人真實身份作為加重處罰的依據。但是，美聯(lián)邦的立法將身份盜竊的最高刑設置為20年，明顯嚴重重于紐約州。而事實上，身份盜竊并不可能造成與此相當的損害，即便是利用虛假的身份實施販毒或其它的暴力行為，也還有相應的罪名懲處，不應在身份盜竊上設定如此重刑。
四、探索較為合理的身份盜竊刑法規(guī)制特點
筆者認為，結合我國的立法傳統(tǒng)和要求，較為合理化的身份盜竊刑法規(guī)制應該符合以下特征：
（一）全面規(guī)制相關行為
首先，應當明確對身份盜竊行為的規(guī)制的范圍，既要包含對身份盜竊預備行為的規(guī)制也要包含對身份盜竊本身的規(guī)制。但對后續(xù)行為的規(guī)定不能屬于身份盜竊的規(guī)制范圍。原因在于：第一，正如帕克所言，“如果在危險變得尖銳之前便可以預防危險的行為，辨別出危險的人物，那當然更好”。[12]（p269）因此，既然身份盜竊的預備行為本身也具有嚴重的法益侵害性，而且提前預防可以阻止行為的進一步發(fā)展，那么為其設置專門的罪名也就理所應當了。第二，正如前文所言身份盜竊本身具有嚴重的法益侵害，應當運用刑法予以規(guī)制，而且對于已經實施了身份盜竊行為的犯罪人而言，仍然以獲取身份信息的手段行為作為刑法評價對象，顯得不倫不類。[13]第三，雖然后續(xù)行為中有部分行為通常會用到假冒身份的方法，但這僅說明二者可能存在方法行為和結果行為的牽連，但實質上該類行為已經超過身份盜竊的范疇，因而不應作為規(guī)制身份盜竊的部分。
（二）具備相應的具體罪名
既然身份盜竊和身份盜竊的預備行為都應作為刑法規(guī)制的對象，在刑法中就必須有相應的罪名可以適用于這兩類行為。對此首先應明確，類罪名的籠統(tǒng)立法模式是不適應我國刑事立法要求的。因為，類罪名是指一類犯罪的總稱，之下包括了具體罪名。[14]（p580），而現實中的犯罪都是具體的，類罪名不能成為定罪時引用的根據，因此必須為兩種行為分別設置專門罪名。
（三）構成要素滿足規(guī)制要求
對身份盜竊及其預備行為的相應刑法規(guī)范在行為的具體內容上還應該具符合以下要求：第一，在行為內容上，將具有嚴重法益侵害性的身份盜竊預備行為和實行行為均規(guī)定為犯罪。但是，美聯(lián)邦立法中被規(guī)定為身份盜竊的非法持有身份識別憑證制作工具的行為由于尚不能對身份所有人構成威脅，不應視為單獨的犯罪，即使情節(jié)嚴重也只有可能成立偽造身份證明材料等罪的預備犯。第二，行為的對象不能局限于個人，因為單位身份信息與單位身份也具有同等的保護價值。而且，身份或身份信息的范圍不應該局限于他人真實的身份或身份信息，虛構虛假的身份實施假冒也可能構成該罪。同時，由于身份信息和識別憑證屬于規(guī)范的構成要件，為了防止理解誤差，應對其范圍進行限定。結合我國立法傳統(tǒng)，可以出臺配套立法解釋予以明確。具體內容可參照美國立法。第三，行為的主體也不應該作任何的限制，只要是實施了上述行為，則無論自然人還是單位，無論是接觸身份信息可能性較大的特殊部門工作人員還是一般人，均不應排除在主體的范圍之外。第四，主觀方面應注意身份盜竊的預備行為必須是以身份盜竊為目的的，否則適用一般個人信息的犯罪即可，沒有必要以身份信息的犯罪進行規(guī)制；而身份盜竊雖然是典型的目的犯，但是不能讓目的利益的種類左右犯罪的成立，只要其具有獲取或侵害利益的目的即可。
（四）配置適當的刑罰幅度
首先在刑罰的量上，必須考慮罪刑均衡的原則。由于無論非法獲取、持有、提供身份信息的犯罪、偽造身份證明文件還是人身假冒都不可能直接導致重大的生命、身體健康、國家、社會和市場經濟等重大的利益的損失。并且，即使身份盜竊的最終目的行為是侵害這些利益的重罪行為，那也已經超出本罪的處罰范圍應該由相應的重罪來進行處罰。因此，本罪的法定刑上線不宜過高。其次，在幅度問題上，由于我國的立法模式屬于簡約型，不可能如美國立法一樣詳細列舉出相應幅度所要求的條件，而只能在立法中用情節(jié)、后果嚴重或特別嚴重予以概括，再在相應司法解釋中給出一定的標準。基于同樣的理由，也不宜將假冒真實身份作為提高處罰幅度的加重情節(jié)，而應有法官在具體適用中加以考慮。因此，比照外國立法和我國偽造身份證等類似法益侵害程度罪名的刑罰，可為身份盜竊相關罪名配置最高不超過7年的多幅度法定刑，并且當身份盜竊的目的是財產利益時還可以附加罰金刑。
五、具體的立法完善措施
第一，完善身份盜竊預備行為的刑事立法。增設非法獲取、持有、出售、提供身份信息或身份識別憑證罪。之所以只設置這一罪名而不對偽造、變造身份識別憑證進行罪名增設，原因是具有公信力的身份識別憑證往往由相應部門或單位出具，而我國刑法偽造、變造各類公文、證件、印章的罪名已經非常完備，完全可以用于此類身份盜竊的預備行為。但是，雖然我國刑法目前也已規(guī)定了非法獲取、出售、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但此罪設置并非為了限制身份盜竊行為，因此在禁止行為的內容、目的、主體和對象上均難以滿足規(guī)制的需要，因而應在充分考慮法條競合的前提下，增設單獨罪名。具體法條設計如下，“以實施或幫助他人實施身份盜竊為目的，非法獲取、持有、出售、提供他人或其它單位的重要身份信息、身份識別憑證或者虛假的身份識別憑證，情節(jié)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處或單處罰金，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并處罰金?！?/p>
第二，完善對身份盜竊行為本身的立法。增設身份盜竊罪，配置與招搖撞騙相當的法定刑。具體法條設計如下，“以獲取非法利益為目的，假冒他人，情節(jié)嚴重或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可以并處或單處罰金；情節(jié)特別嚴重或者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并處罰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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