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上訴狀
上 訴 人：高建敏，女，1962年XX月07日出生，漢族，身份證號碼：12010319XXXXXX0744，住天津市津南區(qū)辛莊鎮(zhèn)XX小區(qū)9號樓2104室。
上 訴 人：高曼，女，1985年XX月08日出生，漢族，身份證號碼：12010319XXXXXX0723，住天津市津南區(qū)辛莊鎮(zhèn)XX小區(qū)9號樓2104室。
被上訴人：高紅衛(wèi)，男，1968年XX月28日出生，漢族，身份證號碼：12010319XXXXXX0716，住天津市河西區(qū)XX路24號3-301室。
上訴人因與被上訴人繼承糾紛不服天津市河西區(qū)人民法院（2016）津0103民初XXX號民事判決書，向貴院提起上訴。
上訴請求：
撤銷天津市河西區(qū)人民法院（2016）津0103民初XX號民事判決書，改判支持上訴人一審全部訴訟請求。
事實與理由：
一、一審法院關(guān)于被上訴人“提供自書遺囑已經(jīng)完成其舉證責任，能夠證明被繼承人高XX書寫了自書遺囑”的法律和事實認定錯誤。
本案中被繼承人高XX是否書寫了自書遺囑以及被上訴人出示的自書遺囑的真實性是本案的證明對象、待證事實，一審法院不能以其真實性尚需其他證據(jù)證明的自書遺囑本身證明其自身的真實性。一審法院的該認定在邏輯上犯了循環(huán)論證（丐題謬誤）的邏輯錯誤。
被上訴人出示一份自書遺囑只是完成了初步的證明責任，證明責任并沒有最終完成。還要根據(jù)上訴人提出的反證對該初步證據(jù)的削弱程度承擔相應的繼續(xù)證明的責任以完成對待證事實的最終證明。證明責任實際上是一個在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動態(tài)流動的過程。一審法院錯誤的認為只要被上訴人出示了一份真假不明的自書遺囑就完成了最終的證明，只要上訴人不能提出“一票否決”型的證據(jù)，就認定該初步證據(jù)成為最終證據(jù)。殊不知證據(jù)的證明力并非是以全有或全無的形式發(fā)生作用，并不是證據(jù)的證明力要么是“0”要么是“100%”。同樣道理，并非上訴人的反證不能壓倒性否定被上訴人的證據(jù)就認為被上訴人完成了證明責任，而是要根據(jù)上訴人的反證對該證據(jù)的削弱程度承擔相應的補充證明責任。
因此，一審法院關(guān)于被上訴人“提供自書遺囑已經(jīng)完成其舉證責任，能夠證明被繼承人高XX書寫了自書遺囑”的法律和事實認定錯誤。
二、一審法院關(guān)于上訴人“不認可遺囑的效力，應該承擔更高程度的舉證責任”是證明責任分配錯誤并且不適當提高了上訴人的證明標準。
上訴人對自書遺囑的反證并不承擔更高程度的證明標準，并不要求這種反證達到完全否定自書遺囑的效力的標準。上訴人通過《鑒定意見書》已經(jīng)證明了自書遺囑不具有真實性，起碼已經(jīng)形成了“一對一”的僵局，這種僵局足以抵消自書遺囑的證據(jù)力和證明力，足以引起審判人員對自書遺囑真實性的高度懷疑，在這種情況下仍需被上訴人提供其他證據(jù)對自書遺囑進行補強，以重新形成證據(jù)優(yōu)勢。此時的證明責任仍由被上訴人承擔而非由上訴人承擔，更不用說要求上訴人承擔更高程度的證明責任了。
因此，一審法院關(guān)于上訴人“不認可遺囑的效力，應該承擔更高程度的舉證責任”是證明責任分配錯誤并且不適當提高了上訴人的證明標準。
三、一審法院對上訴人的證據(jù)和被上訴人的證據(jù)持雙重標準。
一審法院認為檢材樣本1的六份證據(jù)均不能排除為他人代寫的可能，同樣的道理，自書遺囑也不能排除他人代寫或偽造的可能性。為何一審法院認為檢材樣本1中的六份簽字材料不能排除他人代寫的可能就可以不予采信，而自書遺囑同樣存在代寫或偽造的可能卻可以直接認定？可以看出，一審法院對檢材樣本1采取的是無效推定，而對自書遺囑卻是有效推定，一審法院對二者并非一視同仁，而是采取了雙重標準。
檢材樣本1中有六份不同時間形成的被繼承人簽字材料，假設每份材料都有50%的可能性由他人代寫（現(xiàn)實生活中他人代寫的比例肯定要低于自書的比例，因此該比例已經(jīng)假設的很高了），那么連續(xù)六份材料同時由他人代寫的可能性則為：50%*50%*50%*50%*50%*50%=1.5625%,這個比例已經(jīng)極大的低于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所要求排除證據(jù)的標準。一審法院打包排除了這六份僅有1.5625%為他人代寫可能性的材料，卻直接認可真實性高度可疑的自書遺囑。一審法院在審查上訴人、被上訴人證據(jù)上的雙重標準昭然若揭。
四、一審法院認為“如此長時間的跨度，被繼承人本身的身體條件和書寫控制能力定會發(fā)生重大的變化”屬于主觀臆斷。
一審法院認為“被繼承人本身的身體條件和書寫控制能力定會發(fā)生重
大的變化”是根據(jù)所謂的“一般的社會常理”，這種一般的社會常理是誰的“社會常理”？只是一審法院或一審法官的個人常理，而非社會常理。上訴人并不認可這樣的社會常理存在。被繼承人書寫控制能力“定”會發(fā)生重大變化的判斷也沒有科學理論依據(jù)，即便是必然變化也該有程度上的差別，本案所謂的書寫能力的重大變化一定達到了筆跡完全改變的程度了嗎？因此，一審法院關(guān)于書寫能力必然發(fā)生重大變化且變化程度足以改變整個筆跡的結(jié)論純屬一審法官的主觀臆斷。
綜上所述，一審法院在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上存在眾多錯誤，懇請二審法院依法改判駁回一審判決，改判支持上訴人全部訴訟請求。
此致
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上訴人：
2018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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