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濟欠發(fā)達城市的市長思想不解放，讓搞活經(jīng)濟的市長去掛職交流。家里反對？給市長夫人每月發(fā)一萬元補貼！昨天上午分組討論中，省政協(xié)委員、廣東發(fā)展銀行董事長董建岳提出“夫人補貼”的建議，令劉志庚副省長哭笑不得，現(xiàn)場不少委員雖然“理解心情”，但“并不贊成”（1月27日《廣州日報》）。

每年的國家和地方“兩會”召開期間，總是不乏有代表委員發(fā)出某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所謂“雷語”，今年自然也不例外，日前，有廣州人大代表在談及官員財產(chǎn)公示時就直言不諱的提出官員不是百姓奴隸，公示官員財產(chǎn)沒有法律依據(jù)的觀點，遭到公眾輿論幾乎是一邊倒的“炮轟”。眼下，廣東政協(xié)委員又在廣州“兩會”的討論中，推出“富市長”窮縣掛職的“夫人補貼”建議，恐怕又會受到不少“拍磚”。

不過反過來說，在“兩會”上代表委員能夠“雷語”頻出，更說明“兩會”暢所欲言的民主風氣正濃，其本身就意味著可喜的進步，否則，“兩會”只有一種或一類聲音，聽不到代表委員由心而出觀點話語，不僅讓兩會意義打折，顯然也不會引起公眾輿論的熱情關注，無論代表委員的議案提案或是觀點正確與否，維護其表達權利顯然比批評拍磚“雷語”更重要。

就事論事而言，董委員的“夫人補貼”建議，并非完全沒有道理，試想想，在一個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的市長崗位上，不僅各方面待遇豐厚，用不著為政府的錢包發(fā)愁，很多工作也相對“輕松”，而誰都知道“沒錢的日子難過”，讓“富市長”去掛職“窮市長”，對窮地區(qū)的“由窮變富”固然有利，但作為家人特別是“夫人”未必都能接受，失去夫人的支持，官員顯然無法全身心的投入工作，這也是人之常情，由國家給這些官夫人每月發(fā)放一萬元“補貼”以作安慰，未必不是一個有實效好主意。

但是，窮富之間本來就是相對而言，并不存在明確界限，深圳與珠海相比，或許是珠?！案F”，但珠海與很多內(nèi)地城市相比，卻是讓人羨慕的富地方，且“窮市”也是千差萬別，如果按照董委員的建議付諸實施，或許所有市長夫人都應享受“補貼”，非但如此，夫人不支持丈夫可以得到“補貼”，丈夫不支持妻子到窮地方任職同樣也不能區(qū)別對待，還有父母、兒女這些家人，同樣都是官員的直系親屬，任何一位不支持或是阻撓，官員都無法全身心去工作，按照董委員的這個邏輯，似乎都應該由政府發(fā)“補貼”，不僅讓官員直系親屬可以名正言順的“吃空餉”，“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傳說恐怕就真的成為現(xiàn)實了。

人們之所以對各自地方的“兩會”傾注熱情和希望，完全是期盼地方“兩會”能夠不負老百姓的重托，能夠更關注人民群眾的所思、所想、所盼，為地方經(jīng)濟建設和各方面的發(fā)展大局作出鄭重決策，無論是人大代表還是政協(xié)委員首先應當想到為民代言、為民履職，既要暢所欲言，也應珍重兩會的平臺資源，避免信口開河，更不能用嘩眾取寵或制造“雷語”來吸引公眾眼球，實際上，無論是日前那位代表所提出了官員財產(chǎn)公示“搖號論”，還是董委員建議的“夫人補貼”，都不完全是“個人意見”，顯然都是在為背后的一個群體作代言，盡管所提出的建議被采納的幾率可能為零，但這種思維邏輯要比建議本身要可怕又可悲的多，領導干部服從組織安排是最起碼的常識和最基本的自覺行為，連這一點都無法做到，還需用“夫人補貼”的方式來平衡，不僅于法無據(jù)，也是明顯的違規(guī)違紀，難怪建議一出連與會的副省長都“哭笑不得”。

“夫人補貼”思維邏輯的可怕之處在于，針對公務員群體的改革或制度設置，往往注重利益平衡而忽視制度制約，以20多年的公車改革為例，最終不僅公車不見減少，連本不享受公車待遇的公務員都能從公車改革中分到一筆“公車補貼”，而減官不減人，去權不去待遇幾乎就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通行做法，一方面對公職人員利益只做加法不做減法，而一方面對民生或涉及普通群眾利益的問題不僅制度苛刻，而且多減法還附帶“加罰”。這種思維的可悲之處是媚官，而且還是以人大代表和政協(xié)委員的身份去“獻媚官員”，能夠想到“富市長”掛職“窮市長”需要政府發(fā)“夫人補貼”，卻根本沒有顧及到那些夫妻分居兩地的普通群眾，那些將妻兒留在偏遠農(nóng)村只身一人到城市打工養(yǎng)家的農(nóng)民工，誰來給他們發(fā)放“夫人補貼”。

說實話，筆者對董委員的建議，既不理解更不贊成，但筆者依然為有這樣的“兩會”會風感到欣慰，讓不同的意見和建議在“兩會”上充分交鋒，并接受公眾的評閱，其本身就是今年廣州和各地“兩會”的最大“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