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謝尚權律師事務所邀請我來參加第十屆尚權刑事辯護論壇，也對尚權所十周年慶典表示熱烈的祝賀！同時也非常抱歉的是，我不知道今天的活動場面是如此壯觀，因此我今天就穿著一身休閑服來了。剛才已經(jīng)被卞建林教授批評了，說這么隆重的場合，你就穿成這樣坐在臺上不太合適，表示歉意。

剛才羅廳長對刑事申訴案件的法律援助問題系統(tǒng)地闡述了他的意見，我是想就整個刑事法律援助綜合性的來談一點我個人的認識。首先我想這個話題要從刑事法律援助的國際標準說起，根據(jù)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的規(guī)定，它是要求在司法利益有需要的案件中，國家要提供法律援助。怎么解釋司法利益有需要？這里就有很大的一個解釋的空間。從比較法的角度來看，世界各國和各地區(qū)刑事法律援助主要是分成兩種模式，一種模式叫做按需提供律師模式。根據(jù)這種模式，大概判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甚至有些國家可能判六個月以上監(jiān)禁的案件，國家就需要提供法律援助了。

另外一種模式是關鍵案件模式，這個關鍵案件當然就是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還有涉及弱勢群體的案件。從我們中國來講，從1979年刑事訴訟法我們建立的是指定辯護制度，這樣一種指定辯護采取的是關鍵案件法律援助這樣一種模式。實際上從我們國家初建指定辯護制度開始，我們所建立的就是兩種法律援助類型。一種就是法定援助，另外一種是酌定援助，是叫做可以提供法律援助。當然我們從79年刑訴法到96年刑訴法，到12年刑訴法，我們法定法律援助的范圍是在逐步擴大。因為79年它只包括聾啞和未成年人，到了96年的時候就增加了盲人還有可能判死刑的人，到了12年的時候又增加了精神病人還有可能判無期以上徒刑的人。同時我們酌定法律援助這一塊，我們又增加了當事人去申請法律援助這樣一種新的方式。同時法律援助的階段提前到了偵查程序，從審判程序提前到了偵查程序。

從整個發(fā)展的過程來看，我們法律援助的覆蓋性，法律援助這樣一種援助的深度，它是不斷在加強的。在我們當前的司法體制改革過程中，為法律援助制度的發(fā)展又提供了新的發(fā)展機遇。在這個過程中，大家已經(jīng)談到我們首先是建立了值班律師制度，是2011年的時候首先在公安的看守所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后來又在法院建立這個值班律師制度。其次就是我們?yōu)榱私鉀Q信訪問題，我們又提出在申訴的案件里面要搞法律援助。同時我們又提出在刑事和解的案件里邊也要提供法律援助。

我們現(xiàn)在又提出來在死刑復核程序這個階段要提供法律援助，此外法律援助條例還提出來，要對刑事被害人也要進行法律援助。同時我們在司改的過程中強化國家司法救助制度，要求他與法律援助制度相配套。因此從目前的發(fā)展態(tài)勢來看，應該說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著比較良好的發(fā)展空間，當然和羅廳長所說的，還涉及到上面這些改革的舉措怎么樣落地的問題。

 今天談刑事訴訟法它的回顧和展望的話，我們如果展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話，我們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本身要有一個基本的認識。比如說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它的優(yōu)勢在于哪呢？它的正當性幾乎是不需要論證的，因為毋庸置疑，因為它體現(xiàn)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也是為了保障公民獲得司法正義的權利。從這點出發(fā)，法律援助它奉行一條基本原則，叫應援盡援。但是我們法律援助制度發(fā)展的過程中又有它的局限，首先第一個局限性，它是一種國家責任，國家需要投入很多的經(jīng)費在這里面，所以在發(fā)展過程中總是面臨經(jīng)費保障不足的問題。為什么是這樣呢？因為國家在進行財政投入的時候，相對于教育、醫(yī)療等行業(yè)的投入來講，法律援助制度它所援助的主要對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在這種資金投入的民眾可接受度方面，它就會打折扣。因此也不難解釋像顧永忠教授實證研究表明，最近一些年來民事行政法律援助呈蓬勃發(fā)展之勢，相反，刑事法律援助卻不斷萎縮，這是第一個局限。

第二個局限，是跟律師的商業(yè)性有關。法律援助它是國家政府向律師來購買這種法律服務，法律服務的質量高低與你花多大的價錢是密切相關的。第三個方面的局限在于除了經(jīng)濟上的原因以外，實際上也有法律援助和一般的委托辯護相比較而言的話，它的對抗性程度是會降低的。這主要是心理學方面的原因，公安司法機關對待法律援助律師和對待社會律師，私人委托的律師，以及援助律師和委托律師他在執(zhí)業(yè)過程中的心理狀況也是有差異的。當然四川大學左教授的研究認為這兩種委托辯護和指定辯護，在辯護效果上差異不明顯的，但是也有一些國家的實證研究表明，是有比較明顯差異的。應該說法律援助這種指定辯護的質量要弱于委托辯護，正是因為這個法律援助制度的發(fā)展它有它的優(yōu)勢，也有它的局限，所以我們對我們未來前景的預測就應該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來認識。

比如對目前來講，我們在發(fā)展過程中就有一個比較大的隱憂。公安司法機關對于被告人認罪的案件和不認罪的案件就進行分流處理，對認罪的案件就提供值班律師，提供的是法律幫助。對不認罪的案件說是指定辯護人，但是基本上那個認罪的案件，比如認罪認罰從寬的，還有速裁的這一塊，你提供值班律師，對值班律師他的定位，他的職權等等又沒有特別明確的規(guī)定。剛才上一場的時候，王教授已經(jīng)談到，因為值班律師制度它是一個臨時性的替代性的措施，它是一個蜻蜓點水般的法律服務。經(jīng)常說他是對事不對人的，和指定辯護來講有很大的差異。

比如你對認罪的案件，根據(jù)我們現(xiàn)行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他可以走簡易程序，最高可以判處25年有期徒刑，就這么嚴重的犯罪案件，你只提供值班律師，這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所謂司法利益有需要，三個考量的因素，第一個因素就是案件的嚴重程度，第二個因素是案件的復雜程度，第三個因素是被告人自我辯護的能力。我們要從這三個因素來看的話，現(xiàn)在這種做法就存在著很大的一個隱憂。

第二個方面來講，怎么樣進一步擴大這個刑事法律援助的廣度？也就是提高它的覆蓋面的話，現(xiàn)在通過建立值班律師制度，實現(xiàn)了法律援助的全覆蓋，但是從訴訟階段來講，因為我們過去是分階段來進行指派律師的，比如分成偵查、審查起訴、一審、二審、再審，把死刑復核程序給漏掉了。但未來在這一塊，它進一步有拓展的空間，在刑法執(zhí)行過程中，比如在社區(qū)矯正過程中，或者在監(jiān)獄服刑的人員要不要提供法律援助？因為這種法律援助也是發(fā)現(xiàn)冤假錯案一個重要的途徑。另外法律援助的發(fā)展還有一個深度問題，怎么樣提高刑事法律援助質量的問題？不同的刑事法律援助模式，比如你是合同制的這種法律援助，還有公私辯護人，在提供法律援助的質量上面是有一定差異的。按照實證表明，這種合同制的社會律師提供法律援助，基本上占到了80%，而法律援助機構所提供的刑事法律援助只僅僅是20%。而且這個法律援助機構現(xiàn)在的辦案量還呈下降的趨勢，比如在加拿大的研究表明，實際上公私辯護人他所提供的法律援助質量是高于社會律師所提供法律援助質量的。但是中國未來恭敬是大量往發(fā)展社會律師提供法律援助方向走，還是強化法律援助機構進一步擴大公私辯護人這個隊伍，這就是我們未來需要考慮的問題。還有死刑案件，還有未成年人案件，這種法律援助的專業(yè)化的程度需不需要提高？有的國家比如為了強化死刑案件的辯護質量，不僅提供一個律師的法律援助，而且提供兩個律師給他進行法律援助等等，提高法律質量需要考慮的。

最后是成本和收益的問題，刑事法律援助應該說它的發(fā)展是個無底洞?，F(xiàn)在我們說犯罪最簡單的案件，不需要法律援助了，但是對被告人來說也是復雜的。有的案件判一年以下的，屬于輕微案件，但是對當事人來講判一年以下也是很重的，而且他的辯護能力也是很弱的。法律援助它的發(fā)展就是一個無底洞，不斷的資金投入。我們國家從左教授的研究看，現(xiàn)在我們國家的指定辯護的數(shù)量已經(jīng)和委托辯護的數(shù)量基本持平，而且呈超越之勢。未來應該說這種指定辯護的比例還進一步提升，因為很多國家他的指定辯護占到了整個刑事辯護的80%-90%這樣一個狀態(tài)。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法律援助發(fā)展的空間也是無限大的。

另外在這樣一個情況下，我們怎么樣少花錢，多辦事？比如我們現(xiàn)在都說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互聯(lián)網(wǎng)+法律援助，大家就想怎么樣利用網(wǎng)絡，比如在網(wǎng)上申請法律援助這樣一些做法，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想這個法律援助律師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通過大數(shù)據(jù)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因為今年3月阿爾法狗和李世石進行大戰(zhàn)，阿爾法狗以4：1致勝的。人工智能發(fā)展?jié)摿κ菬o限的，現(xiàn)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怎么通過大數(shù)據(jù)，通過人工智能，盡可能達到少投入，多產(chǎn)出，進一步提高成本和收益之間這樣一個正相關比例關系，怎么提高這個效率？這是我們亟待考慮的問題。我做以上的發(fā)言。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