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回顧：
1992年8月13日，李氏實業(yè)發(fā)展總公司經(jīng)××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準正式成立，法定代表人為李×志，注冊資金200萬元，經(jīng)營種果，果園面積180畝。1997年10月27日，李氏實業(yè)發(fā)展總公司更名為××市綠色山河有限公司。同年12月19日，經(jīng)××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準，××市綠色山河有限公司更名為××省綠色山河開發(fā)有限公司，注冊資金增加到3000萬元（以果園實物出資），法定代表人、董事長為被告人李×志，副董事長為被告人李×飛。1998年12月21日，××省綠色山河開發(fā)有限公司再將注冊資金增加到5000萬元（以果園實物出資），開墾果園面積14081.78畝。
1998年到1999年間，××省綠色山河開發(fā)有限公司在李×志的大兒子李×強（另案處理）的策劃下，未經(jīng)金融管理部門批準，便以合作開發(fā)龍眼樹莊的形式，在北京、深圳、長沙市等地設立分公司，分別聘請劉×為公司的常務副總經(jīng)理及深圳分公司的負責人，索×海（另案處理）為北京分公司負責人，郭×棟為北京分公司的總經(jīng)理，孫×（另案處理）為長沙分公司負責人，“以高額回報為誘餌”，然后以每5畝果園4．8萬元至15萬元不等的價格，向社會不特定對象進行招商，“非法吸收”資金人民幣4302．3938萬元。其中在北京簽訂合同414份，吸收資金3077．948萬元（其中被告人郭×棟任北京分公司總經(jīng)理期間簽訂合同金額773．292萬元），在深圳市簽訂合同115份、金額1018．0938萬元，在長沙市簽訂合同27份，金額206．352萬元。
2004年6月9日××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單位××省綠色山河開發(fā)有限公司、被告人李×志、劉×、郭×棟、李×飛無視國家法律，非法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均已構(gòu)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為由，向××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正文：
這是一場“非典型”的實體辯官司。之所以如此，皆因“政治”色彩在作怪。
為了辦理此案，我們先后到××市達十一趟，停留時間三個月左右，可謂是全身心的投入。
當事人李×志最終以取保的形式被釋放了。他堅持不上訴，這說明他對判決無意見。但作為一名法律人，我認為這場官司是輸了。不僅僅是我們輸了，甚至，法律也輸了！
一起“政治”案
從接手此案起，我們便意識到這并不是一起簡單的刑事案。
此案之所以特殊，是因為它有中央主要領導的簽批、定性，是一起必須以“非法集資”“入罪”的案件。
在黨政機關中，講真話的人實在太少。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考慮著自身的利益，特別是生怕自己的意見與領導的意見相反，而得罪了領導。
固而，有了中央領導的簽批，無異于提前將被告人“入罪”了。
因此，這個完全不具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構(gòu)成要件的案子，本可以通過對犯罪構(gòu)成要件進行辯護，從而使當事人“無罪釋放”，卻驟然變得錯綜復雜。
堅持簽批的正確性
中央領導的簽批，于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而言，無異于莫敢不從的“圣旨”。
出于對現(xiàn)實國情的充分理解，我們認識到如果直接否定中央領導的意見，直接與中央對抗，便如同“飛蛾撲火”，引火燒身，不但沒有幫助到當事人，還很可能會產(chǎn)生“反作用”。
經(jīng)過對中央簽批的深入研究，我們領悟到當中的“非法集資”其實是違反行政規(guī)定的行為，而不是《刑法》中的“罪”。
于是，我們“因地制宜”，在辯護技巧上旗幟鮮明地支持中央領導的簽批，巧妙地將領導意見作為辯護的重要論據(jù)。
“入罪”之惡果
將當事人“入罪”，會產(chǎn)生“連鎖反應”：
第一、農(nóng)莊沒法搞。此案中，被告人的農(nóng)莊并不是“無中生有”欺騙群眾，而是實實在在進行經(jīng)營的。被告人的企業(yè)面向社會進行集資也是為了響應當時政府發(fā)展“莊園經(jīng)濟”的號召。
將本案被告人入罪，意味著被告人要坐牢，企業(yè)要倒閉，農(nóng)莊無法繼續(xù)經(jīng)營。
第二、投資者會是最大的損失者。被告企業(yè)是由于未向人民銀行申請、未經(jīng)金融部門批準，便以合作開發(fā)果園的形式向社會募集資金而被起訴的。
然而，被告××省綠色山河開發(fā)有限公司將募集回來的錢是進行莊園投資的，并沒有挪作他用，也沒有攜款潛逃。
既然莊園正在紅紅火火地經(jīng)營，投資者當然也是受益者。
如果農(nóng)莊無法繼續(xù)經(jīng)營，那么，投資者可謂是“血本無歸”，損失慘重。如此一來，被告人被判入監(jiān)牢，也無補于事，意義蕩然無存。
第三、政府沒好處。農(nóng)莊倒閉了，投資者血本無歸了，稅收也少了。這樣當?shù)卣且稽c好處也沒有；李×志參與招商引資是特定時代的產(chǎn)物，而且得到政府的支持。證據(jù)反映在：
其一，各級領導現(xiàn)場視察、具體指示以及其他各種場合的講話。
其二，政府批文及指示。
其三，工商登記（為招商而出具的證明及經(jīng)營范圍核定）。
其四，直接為招商開路（市政府、公證、國土、林業(yè)等部門的指導、配合和現(xiàn)場游說）。
特別是對本案最關鍵的證據(jù)——“綠色莊園合同書”作為廣而告之、眾多投資者簽署的格式合同，在法律上，必然認定政府知情。如果將李×志等人入罪，豈不是間接表明了政府對李×志等人的犯罪行為縱容？
廣而告之
國情告訴我們，法院判案并不完全依據(jù)法律，最終的判案結(jié)果很大一部分是全局利益之博弈的結(jié)果。
于是，鑒于這起案件的性質(zhì)，我們也打破常規(guī)，多次向?qū)Υ税付ㄐ裕o此案上鎖的各級領導出具“法律意見書”，而不是什么例行公事式的申請取保、會見、與辦案單位交涉等。
我們將“領導簽批”的正確性和“入罪”帶來的惡果向投資者和各級領導反映，讓他們向法院反映。
無奈的折衷
最后，李×志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并得以取保，其他被告人也得以緩刑。
這本應無罪的案件，在我們艱辛的付出后，得來的仍是遺憾的判決。
無論從中央大政治，從國家法律，還是從地方黨政部門利益角度考慮，此案都應該作出無罪判決。
我們明白，這是法院無奈之下的折衷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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