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運輸毒品罪的量刑問題，這又是一個頗受爭議的問題，在國際上緊鑼密鼓的呼吁取消死刑的大背景下，我國刑法學者以及從事司法實務工作的法官、檢察官甚至最高司法機關也是對該罪名取消死刑也做了一些努力，尤其討論最多的時候，是刑法修正案八出臺的前后，但是，最終由于立法者的強勢阻截，導致該罪名取消死刑，在短期內(nèi)成為一個不能實現(xiàn)的夢。
直到現(xiàn)在還在對該罪是否取消死刑還是爭執(zhí)不休，不免引發(fā)了我們對很多問題的思考，比如在不取消該罪名的情況下，即便取消死刑，就會導致該罪會輕刑化了嗎？該罪與販賣毒品罪、走私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在行為的實行過程中，很多情況下存在吸收關系、牽連關系等如何來確定罪名更合適？凡此，林林總總的一些問題，同時也回避不了今天這個話題所囊括的一些問題，從實務角度出發(fā)又不能擱置或者回避。
其實，大膽的說一句，當下運輸毒品罪重刑化甚至對該罪適用死刑已經(jīng)是司法機關的常態(tài)，尤其從去年開始，國家對毒品犯罪采取了更加嚴厲的態(tài)度，由此所釋放出的信號，落腳到司法審判領域，似乎對運輸毒品罪的打擊力度不但沒有消弱，反倒有加強的趨勢，我們在辦案時尤為要注意。
事實上，顯而易見的是，單純的運輸毒品行為具有從屬性、輔助性的特點、且情況復雜且運輸毒品罪不是源頭性犯罪，實施該類犯罪的行為人多數(shù)從事的是簡單的運輸勞動（由于出書的需要，在這里對運輸毒品罪的多類行為的客觀表現(xiàn)在這里就不展開了。）、有的甚至是被蒙騙加入到這類犯罪中來的，除了從事智能化運輸毒品的犯罪團伙、多次運輸?shù)膽T犯、再犯、累犯等惡性深以外，這些實施運輸毒品罪的行為人在現(xiàn)實中，本身就是社會底層或者是弱勢群體。
結合《大連會議紀要》及相關案例總結出來的裁判要旨，我認為，作為刑事辯護律師在具體辦案中，找出對被告人有利的因素和不利的因素有哪些？哪些因素能轉化成對被告人有利的情節(jié)，才是最重要的。分述如下：（一）司法機關重視的是打擊指使、雇傭他人運輸毒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接應、接貨的毒品實際所有者。（買家或者賣家）重視的是打擊運輸毒品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組織、指使、雇傭他人運輸毒品的主犯或者毒梟、職業(yè)毒販、毒品再犯以及具有武裝掩護、暴力抗拒檢查、拘留或者逮捕、參與有組織的國際毒品犯罪；重視的是打擊以運輸毒品為業(yè)、多次運輸毒品或者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二）司法機關有區(qū)別對待的是涉案的被告人系受他人指使、雇傭的貧民、邊民或者無業(yè)人員，只是為了賺取少量運費而為他人運輸毒品的，主要是考慮到，他們不是毒品的所有者、不是買家或者賣家，與幕后的組織、指使、雇傭者相比，在全部毒品犯罪的環(huán)節(jié)中處于從屬、輔助和被支配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和主觀惡性相對較小，社會危害性也相應的較小。司法機關在對這類群體人犯罪的把握上，會與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罪和前述具有嚴重運輸毒品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所區(qū)別，尤其是不單純的以毒品數(shù)量大小來決定刑罰的適用；（三）對因涉嫌販賣而自行運輸毒品的情況，在現(xiàn)有證據(jù)來認定販賣毒品罪不足的情況下，而認定為運輸毒品醉的，也會不同于單純的受指使為他人運輸毒品的行為，司法機關對這種情況的量刑會與單純的運輸毒品行為的量刑有所區(qū)別，提醒我們同行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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