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xiàn)代司法制度下，一宗案子，如果最后被查實為法官錯判，那么，國家在給冤案無條件平反的同時，另外兩項矯正舉措也必須立即展開：啟動對錯案責任人的問責；給含冤者（或其家屬）支付國家賠償——這不但是現(xiàn)代司法制度的文明底線；我在檢索宋代司法史料時，還發(fā)現(xiàn)，宋朝時候，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問責法官的制度與類似于“司法賠償”的做法。我不知道，今天的我們該為這感到驕傲呢，還是覺得慚愧？
當然，一千年前的宋人不可能會有“司法賠償”的觀念，肯定也不可能建成今天這樣的司法賠償制度。但是，發(fā)現(xiàn)冤案錯案之后，國家除了在法律上給予平反之外，也在經(jīng)濟上向含冤者（或其家屬）作出補償，則是宋朝政府處理冤案的一項慣例。話說宋神宗熙寧年間，長葛縣知縣樂京與湖陽縣知縣劉蒙，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自劾待罪”，即掛冠而去，不上班了，結(jié)果被認定為犯了“擅去官”公罪，勒令停職，并“徒二年”。宋神宗去世后，元祐元年（1086年）五月，一位御史上書說，樂京與劉蒙“情實可矜，愿令有司改正”。朝廷遂為二人平反，召樂京赴闕授官，此時劉蒙已亡故，皇帝“賜帛五十匹付其家”。這里的“賜帛”，可以算是宋政府對劉蒙蒙冤兩年的經(jīng)濟補償。
列位看官可能會問：劉蒙縣長的身份是官員，如果平民受了冤枉，能不能獲得經(jīng)濟補償呢？我們來說第二個故事：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984年），開封市民王元吉的繼母劉氏，因與他人通奸，“恐事露，憂悸成疾，復懼其子陳告”，便惡人先告狀，誣告王元吉在她飲食中下毒，意欲謀害繼母。為置王元吉于死地，劉氏還指使人向開封府的法官行賄。王元吉被屈打成招，又臨刑喊冤，他的妻子張氏也到登聞鼓院申訴。經(jīng)復審三次，案情終得大白，對冤案負責的一批法官，被停職的停職，降職的降職，收受賄賂的曹司則被“杖脊，配沙門島”。王元吉無罪釋放，宋太宗“又賜元吉妻張氏帛十匹”。這十匹絹帛，也應(yīng)該是為彌補王元吉入獄所受之苦。
就我檢索到的案例而言，這類經(jīng)濟補償，在死刑錯案的平反過程中最為常見。如宋仁宗朝的某年，隴州隴安縣的平民龐仁義不知出于何故，跑到縣衙檢控同縣的馬文千等五人為殺人越貨的劫盜，并指使其妻作偽證。縣尉立即逮捕了馬文千五人，其中一人可能因為熬不過刑訊，死于獄中，其余四人遂服押認罪。案子經(jīng)隴州司理院復審，判處馬文千等四人死刑。馬文千之父上訴至隴州，但知州孫濟卻不予受理。最后馬文千四人被執(zhí)行死刑。后來，鄰近的秦州捕到真盜，司法系統(tǒng)才發(fā)現(xiàn)馬文千等人原來是冤死的?！暗叟?，特貶知州孫濟為雷州參軍，余皆除名流嶺南”；同時，仁宗又下詔給冤死者的家庭“賜錢粟”，免三年差役?！百n錢粟”即經(jīng)濟補償。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虔州也發(fā)現(xiàn)了一宗情節(jié)差不多的錯案：兩名“犯人”被判了死刑，真兇意外被抓獲，官府這才知道前面冤殺了二人。徽宗皇帝下詔，令江東路提刑司“根勘官吏”，所有涉案的法官“并先勒停，不以赦原”，意思是說，一概先勒令停職，即使國家有大赦，也不予赦免。同時，“誤斷之家，優(yōu)加存恤”，所謂“優(yōu)加存恤”，就是給予優(yōu)厚的經(jīng)濟補償。
宋室南渡后，這一對“誤斷之家優(yōu)加存恤”的做法，也保留了下來。高宗紹興七年（1137年），黃州大概因為開展“嚴打”運動，逮捕了二十五個漁民，指控他們是強盜團伙。案子交由武職人員審訊，刑訊逼供之下，有十三人誣服，供認自己就是強盜。盡管宋朝的司法程序比較周密，“錄問”“鞫讞分司”“翻異別勘”的程序設(shè)計極有利于防止法官枉濫。但由于黃州的“警捕之官，貪功妄作”；審問之吏，“不能辨其冤濫”；議法之官，“公事誕慢”，幾乎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發(fā)生了差錯，以致無法將這宗冤案及時篩選出來。十三名誣服的“強盜”，“斬二人，首余悉流之遠郡”。
但畢竟宋王朝的洗冤機制并未完全失效，也許是十三名“強盜”的家屬到京城登聞鼓院申訴，也許是王朝的監(jiān)察系統(tǒng)對黃州“強盜案”提出質(zhì)疑，總之，“朝廷聞其枉”，任命江州的法院重審此案。江州司理參軍李景山為主審法官，他在復審時發(fā)現(xiàn)，黃州抓捕強盜，居然“初無事發(fā)之日，復無被盜之人”，審訊過程中，奸吏又“違法鍛練，致誣服者十有三人”。
最后李景山得出結(jié)論：黃州“強盜案”是一起冤案，“其事昭然，殊無盜跡”。
由于出現(xiàn)了與黃州原審完全不一致的判決，真相到底為何？朝廷便將案子“移鄰路別勘，委監(jiān)司親鞫”，即移交鄰路司法系統(tǒng)異地復審，由鄰路提刑司親鞫其獄。提刑司的復審，維持了李景山的判決，推翻了黃州法院的判決。至此，案情大白，所謂的“強盜”果然都是無辜平民，皆“釋之”。不過，對黃州冤獄的善后，尚未結(jié)束。李景山又上書朝廷，提出三條建議：其一，“黃岡冤濫以漁為業(yè)，以船為居”，他們由于被誣為強盜，所居之舟以及“舟中生生之具、衣物錢米之屬”，被黃州官府悉數(shù)沒收充公，如今冤情已明，請黃州“盡以原舟錢米衣物歸之”。其二，當年誣服者十三人，“而家屬無慮數(shù)十人，閱歲之久，必有流離轉(zhuǎn)徙，或適他人，或為奴婢者”，請黃州派人“尋訪家屬，盡歸之”，將含冤者流離失所的親屬尋訪、護送回家。其三，兩名被處決的受害人，請黃州當局“訪親屬，官給錢米以存撫之”。這最后一條建議，實際上就是國家為彌補冤案而支付的經(jīng)濟補償。朝廷批準了李景山的建議，并褒獎了李本人。
前面幾個案例，史料只是含糊其詞地提到“賜錢粟”“優(yōu)加存恤”“官給錢米以存撫之”，至于具體補償了多少錢，并沒有交待清楚。不過，宋孝宗淳熙年間的一起錯案平反，就留下了比較明確的“國家賠償標準”。
這宗冤案需要從宋朝的軍事情報傳遞機制說起。宋朝建立了一個覆蓋全國的郵傳系統(tǒng)，叫做“遞鋪”，負責遞送政府文書與軍事情報；遞鋪的工作人員叫“遞卒”。出于保密的需要，遞鋪傳遞的軍事情報必須裝在密封的竹筒內(nèi)，叫做“遞筒”，任何人私自拆開遞筒，都是嚴重觸犯法律的行為。淳熙年間，有一份自邊關(guān)發(fā)往朝廷的軍事密函，在傳遞過程中居然被人私自拆封，并塞入一封匿名信。朝廷震驚，徹查下來，獲悉是池州的遞卒汪青“私啟遞筒”。
當時宋朝與金國在邊境對峙，汪青觸犯軍紀，“事關(guān)邊徼”，后果很嚴重，所以被判了斬刑。誰知幾年后，“他卒事覺”，即發(fā)現(xiàn)原來是其他遞卒所為，朝廷這才知道汪青是冤枉的，被冤殺了。
既然是冤案，對法官的責任追究是免不了的。當年主審汪青案的法官，是池州太守趙粹中。冤案被發(fā)現(xiàn)時，他已經(jīng)離任，調(diào)到他處為官了。說起來，這個趙粹中倒不是個糊涂官，他曾雪岳飛之冤，主政池州時，“郡政修舉，實惠及民”，可見是一名好官。他對汪青案的錯判應(yīng)該是誤判，是“失入人罪”。但按宋代的司法制度，即便是好官，即便是“失入”，也是要問責的，所以趙粹中因為這個案子“落職”（被削奪了館職）。其他有牽連的法官獄吏也都受到程度不一的處分，“余責罰有差”。
同時，宋孝宗“念一夫之冤，存恤其家”，“詔給青家衣糧十五年”（也有史料說“青家支給五年”，本文采用《宋史》的記載），換言之，即由政府贍養(yǎng)汪青的妻小十五年，以彌補汪青之冤。這個“給衣糧十五年”，大概便是南宋政府給予錯案冤死者之家屬的補償標準。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來，宋朝政府對冤錯案受害者的經(jīng)濟補償，通常都是以“賜”“存恤”的名義發(fā)給——這當然顯示出當時的統(tǒng)治者尚未有“國家賠償”的意識。宋朝也缺乏一個明晰的補償標準，應(yīng)該也尚未以成文的立法確立為制度，只是一種不成文的慣例。
然而，我們也應(yīng)當承認，當冤案平反后，國家能夠給受害者家庭作出經(jīng)濟補償，毫無疑問是人道主義的體現(xiàn)。假以時日，演進出具有現(xiàn)代文明價值的司法賠償制度，也并非全無可能?？上В也恢浪未?，元、明、清三朝的錯案糾正機制中是不是也包含了經(jīng)濟補償，就我看到的案例來說，并無有關(guān)經(jīng)濟補償?shù)挠浭觥?/p>
來源于騰訊大家，作者吳鉤，歷史研究者，推崇傳統(tǒng)文化。主要關(guān)注宋、明、清社會自治史與儒家學說。著有《隱權(quán)力》、《隱權(quán)力2》。鏈接：http://dajia.qq.com/blog/45712703168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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