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法院參與顧問單位與對方合同糾紛的調解工作，其實在今天法院主持調解之前，在庭外為了順利調解我們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對方在收到傳票和起訴狀副本后主動與我方聯(lián)系，從這一舉動判斷對方其實是有和解的意愿的。有了這個背景信息使我們能夠制定相應的談判方案和確定談判目標，經過幾輪會談，雙方同意由我拿出“和解方案”，作為方案起草者我肯定會在方案設計上有所偏重，接下來就是對具體條款的認可，我們采?。骸鞍啄槨⒑谀槨睉?zhàn)術使得對方最終妥協(xié)，簽署了調解協(xié)議。這次調解結案即解決了問題又沒傷和氣，取得不錯的效果。然而近年來，以談判、調解、仲裁等為主要形態(tài)的各種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又稱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英文簡稱ADR），正因其靈活快捷、便利務實的特點，迅速勃興為一種時代潮流，日益成為當代社會中與民事訴訟制度并行不悖、相互作用的重要社會機制，深刻影響著整個糾紛解決體系的面貌。
談判被認為是解決分歧的最佳方法——即使在提起訴訟以后亦是如此。事實上，在律師辦理的民事案件中，相當部分是完全可以通過談判解決的，只不過委托人與對方當事人因發(fā)生過沖突便產生了強烈的反感情緒而不愿意談判，或者辦案律師沒有認識到本來可以通過談判順利解決雙方糾紛而盲目順從了委托人的不良情緒，或者有的承辦律師根本不具備運用談判技巧化解矛盾和分歧的能力，導致過多的案件沒有經過談判或者談判破裂率高，最終不得不通過訴諸法院來解決；相反，統(tǒng)計結果表明，在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90%以上的民事案件是通過談判達成和解而結案的，在已經起訴的案件中，又有50%以上最終是雙方談判而庭外和解的。
談判解決糾紛的優(yōu)勢表現(xiàn)在：
——節(jié)省時間。訴訟程序繁雜，可能涉及的階段有一審、二審、有的還可啟動再審、執(zhí)行等，在每個階段，又需經過各種法定期限，一個案件從起訴到執(zhí)行完畢，短則需要數月至一年，長則可能達數年之久，耗費的時間成本巨大。談判則要簡便、快捷得多，最為關鍵的是談判減輕或消除了雙方的對立情緒，達成的協(xié)議雙方更容易順利履行(惡意談判的除外)。
——節(jié)約成本。提起訴訟比談判協(xié)商至少需要多支出或墊付訴訟費甚至鑒定費、強制執(zhí)行申請費等費用。談判成本則要低廉得多。
——減輕訴訟結果不確定性帶來的壓力。訴訟必須以確鑿、充分的證據為支撐，需要查明的是法律事實。而商業(yè)交易中當事方常常忽略了證據的制作、收集和保存，其證據能夠證明的法律事實往往與客觀事實大相徑庭甚至截然相反，從而招致敗訴的結果，雖感冤屈亦不能伸張；有的案件法律關系并不十分明確，不同的法官常會存在不同的認識，當事方及其律師認為可以勝訴的不一定必然勝訴，結果難以預測；中國是一個人際關系盤根錯節(jié)的社會，加上司法不公甚至司法腐敗現(xiàn)象不僅未予根除，在有的地方甚至還相當嚴重，如果遇上了“未審先判”的法官，訴訟風險就更為巨大。談判則不然，談判進程及結果均由雙方自行掌控，雖然也不可完全預測，畢竟主動性要大得多。
——滿足雙方需求。當事人有的利益需求，有時由于涉及不同的法律關系，通過一個訴訟不能得到全部滿足，一件事情打兩個甚至三個官司的情況時有發(fā)生。而談判則要靈活得多，可將雙方關切的不同利益通過“一攬子方案”得到解決。
——維系合作關系。若是訴諸法律、對簿公堂，雙方因此而產生的感情裂痕很難得以消弭。談判則可創(chuàng)造相對和緩甚至友善的氣氛，不至于使雙方業(yè)已建立的商業(yè)合作關系毀于一旦，有時還可進一步增進雙方友好關系。
當然，談判并非都能取得圓滿的結果，談判破裂的情形也時常發(fā)生。訴訟作為律師的傳統(tǒng)業(yè)務和常規(guī)手段，律師沒有理由排斥訴訟，相反，訴訟有時還可作為談判的籌碼，增強己方的優(yōu)勢，只不過不應輕易使用它，應當將其作為最終的、不得已的解決方案，在窮盡一切非訴方式后方宜對簿公堂。即使提起訴訟后，仍要尋找機會通過談判達成庭外和解或者法院調解協(xi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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