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陸的刑事訴訟中，刑訊逼供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不管是新的刑事訴訟法還是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都將“刑訊逼供”作為一種法律禁止的行為。然而，刑訊逼供的案例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xiàn)。從佘祥林到杜培武，從趙作海到徐梗榮，無一不與刑訊逼供有關。既然法律明令禁止刑訊逼供，而刑訊逼供的實施者又都是懂法的“執(zhí)法人員”，那為什么刑訊逼供還會如此猖獗呢？筆者認為，這與中國大陸沒有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有關。
在一些譯制片或港臺片中我們每每都會看到警察在抓到犯罪嫌疑人后都會說：“你有權保持沉默，如果你一定要講，你所說的一切都將作為呈堂證供?！边@就是我們看到的法律上“被告人的沉默權”最現(xiàn)實的表現(xiàn)。沉默權是不得自證其罪的一項權利，是國際上公認的人權中的一個基本權利，也是我國簽署的聯(lián)合國《權利公約》*中規(guī)定的一項基本的公民權利。但是，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中并沒有規(guī)定公民的沉默權。現(xiàn)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就是這個“如實回答”造就了多少佘祥林與趙作海這樣的冤案。
應該說“如實回答”本身并沒有錯，問題的關鍵是是否“如實”由誰來決定，偵查人員在將犯罪嫌疑人抓獲之時，已在心里存在一個犯罪嫌疑人就是罪犯的“先入為主”的思想，他對于犯罪嫌疑人的提問就是圍繞這個“先入為主”的中心思想來展開的，如果犯罪嫌疑人的回答與證明犯罪無關或者犯罪嫌疑人有可能根本就是冤枉的，那么犯罪嫌疑人的回答就不能形成認定犯罪的證據，這樣的回答顯然不合偵查人員的口味，就會被認為“沒有如實回答”偵查人員的提問。既然法律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應該“如實回答”，偵查人員對于不“如實回答”的犯罪嫌疑人就有理由認為其是“違法行為”，進而對其“刑訊”，以達到逼取供證的目的。
如果法律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權，那么刑訊逼供的現(xiàn)象就會大幅度減少，因為，犯罪嫌疑人被捕后，可以保持沉默，這是法律賦予他的權利，那么偵查人員就只能想辦法提高偵查技能，搜集其他證據，以證實犯罪行為，在證據充分的情況下，犯罪嫌疑人就只有認罪了，即使犯罪嫌疑人不認罪，在證據充公的情況下，法院也一樣可以作出有罪的判決。當然，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法院就只能作出無罪的判決了，也就是說存在放縱犯罪的可能，但是，放縱犯罪的危害性與制造冤案的危害性相比，是弊大于利。在公權利與私權利產生沖突需要抉擇的時候，法律的天平應該傾向于私權利一方，這才是法制社會的價值取向。
當然，要想有效制止刑訊逼供只靠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權尚顯單薄，還有諸如提高偵查人員的法律素養(yǎng)，改進辦案的方式方法，增加辦案經費和改善辦案條件，廢除口供定案的傳統(tǒng)觀念等等。但是，既然犯罪嫌疑人是否享有沉默權是一個主要原因，在刑事訴訟法修改的時機，我們就應該積極行動，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權，既是與國際接軌，更是維護公民權益的一個重大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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