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實踐中被告人當庭翻供，是公安司法機關(guān)最為頭痛的問題之一。從實踐來看，被告人往往把當庭翻供的原因歸結(jié)為在公安機關(guān)、檢察院受到了刑訊逼供、誘 供或者是騙供。這就使得控辯雙方往往就此產(chǎn)生相當大的爭議檢控方往往認為被告人是在當庭撒謊，意圖推翻真供逃避刑事追究，因此，主張以其庭前供述為定罪的 根據(jù)；辯護方則往往認為是檢控方的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手段導致被告人在庭前作了假供，其庭上的供述才反映了案件真實情況，因此主張應以其庭上供述為定案的 根據(jù)。而審判人員面對這種局面，也往往束手無策。無論控辯雙方的主張如何，我國司法實踐中在相當程度上還存在刑訊逼供等違法取證現(xiàn)象，卻是不爭的事實。

我們可以找一萬個理由來譴責刑訊逼供現(xiàn)象，但是僅僅譴責甚至憤怒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需要采取切實的措施，來抑制刑訊逼供行為的發(fā)生，舉證責任倒置就 是當前理論界呼聲很高的一個提議。這里所說的舉證責任倒置，就是要由檢控方面對刑訊逼供的指控，承擔他們沒有進行刑訊逼供的舉證責任。倡議這種做法的主要 理由是，刑訊逼供的受害者缺乏舉證的能力，即使他有這樣的能力，在其取證時也往往是事過境遷，無法取得充分有效的證據(jù)。與此相反，刑訊逼供的被控告者則擁 有便于舉證的權(quán)力和能力，處于舉證的優(yōu)勢地位，由其承擔舉證責任有利于查明案件真相，并有利于對檢控人員形成有力的約束。

這好比是一場球賽，所不同的就是雙方不是在爭球，而是要把舉證責任那燙腳的皮球踢給對方。但是需要引起高度注意的是，我們雖然可以把證明沒有發(fā)生刑訊 逼供的舉證責任踢給警察，但是我們看到雙方踢球的隊列組合是不一樣的。對是否發(fā)生刑訊逼供能夠起證明作用的證人，要么是警察，要么是其他同樣處于被追訴地 位的被告人的“難友”。警察是一個相當強大的團隊，受眾多因素的影響，可能發(fā)生的情況是：整個警察團隊都在證明自己沒有違法，而不是一些警察在證明另一些 警察違法或者沒有違法；那些被告人的共患難的“難友”們恐怕也會在羈押狀態(tài)中不敢甚至不愿證明警察有不法行為。而辯護方則是勢單力孤，在對方把球踢回來 后，重整旗鼓的可能性恐怕是微乎其微。既然有警察能夠找出數(shù)名證人證明一個無辜的大學生嫖娼，我想在發(fā)生了刑訊逼供事件后他也能夠找出證人來證明他是個遵 紀守法的好警察，沒有進行任何形式的刑訊逼供。所以，這種提議在根本上還是在指望檢控機關(guān)通過自律而非他律來實現(xiàn)刑訊逼供的退場。歷史證明，“慎獨”并不 是十分可靠的，這種指望有可能是一種奢望。在現(xiàn)行條件下，“舉證責任倒置”難以觸動刑訊逼供這一痼疾。因此這樣的球賽，還沒有開局就已見分曉，還是不踢為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