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法信”公眾號
作者：法信碼
導讀：通過維權、上訪等救濟途徑行使權利時，如果行為人采用了要挾、威脅等過激手段或不正當方式試圖進行權利救濟，是否可能構成敲詐勒索罪？本期法信小編就敲詐勒索罪與權利行使的界限相關的觀點、案例進行梳理，供讀者處理相關問題時作參考。
法律依據(jù)：
1.《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1997修訂）
第二百七十四條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shù)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數(shù)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
四十、將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條修改為：“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shù)額較大或者多次敲詐勒索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shù)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shù)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相關案例：
1.在缺乏合理的經(jīng)濟利益訴求的前提下，提出讓被害人支付巨額金錢，否則繼續(xù)上訪的，可構成敲詐勒索罪——于翠芬敲詐勒索案
本案要旨：行為人為討回其應得的征地補償和相關損失進行上訪，上訪期間要求被害人支付巨額金錢否則繼續(xù)上訪，該訴求缺乏合理依據(jù)，且與行為人上訪所要求的補償款與經(jīng)濟損失無內(nèi)在聯(lián)系，不宜認定為正當行使債權的行為；對于這類通過要挾迫使被害人給付財物的行為，可構成敲詐勒索罪。
案號：（2016）魯10刑終113號
審理法院：威海市中級人民法院
來源：中國裁判文書網(wǎng)2016-10-28
2.在上訪訴求得以解決后，以不合理的訴求繼續(xù)上訪，并要挾被害人迫使其給付財物，否則不停止上訪的，構成敲詐勒索罪——閆某敲詐勒索案
本案要旨：行為人基于上訪已經(jīng)解決訴求的，再次以相同的訴求及上訪費用為由進行上訴，其所行使的權利不具有正當性，在此情形下要挾被害人迫使其給付財物的，其取得財物的方式也不具有正當性，且符合敲詐勒索罪的構成，以敲詐勒索罪論處。
案號：（2014）平刑終字第166號
審理法院：平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
來源：中國裁判文書網(wǎng)2014-12-24
3.以上訪要挾政府給付財物，無足夠證據(jù)證明政府因恐懼被迫交付財物的，不構成敲詐勒索罪——羅某某、陸某某敲詐勒索案
本案要旨：行為人以上訪要挾政府給付財物，該上訪理由不合法，沒有足夠證據(jù)證明政府會基于恐懼而向行為人支付財物的，基于該行為實際上對政府無威脅，且未造成財產(chǎn)損失，不宜認定為敲詐勒索罪，對行為人可宣告無罪。
案號：（2013）瀘刑再終字第1號
審理法院：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來源：中國裁判文書網(wǎng)2014-07-01
4為維護合法權益以威脅、脅迫方式獲取高額賠償款不構成敲詐勒索罪——陳曙光敲詐勒索案
本案要旨：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采取威脅脅迫方法獲取高額賠償款屬于維權過度，不應被認定敲詐勒索罪。
案號：（2010）永法刑再終字第14號
審理法院：湖南省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來源：《人民法院案例選》2013年第3輯
5.以虛構的“高消費”為借口相要挾，強行索取他人錢財，構成敲詐勒索罪——李臘梅等敲詐勒索案
本案要旨：以虛構的“高消費”為借口相要挾，強行索取他人錢財?shù)模饔^上是具有圖謀非法利益的目的，并非維護自身的正當利益，因此行為人的行為不是民事意義上的追討消費款的行為，而是敲詐勒索行為，構成敲詐勒索罪。
案號：（1996）振刑初字第276號
審理法院：海南省?？谑忻捞m區(qū)人民法院（原?？谑姓駯|區(qū)人民法院）
來源：《中國審判案例要覽》（1997年刑事審判案例卷）
6.拆遷戶以舉報開發(fā)商違法行為為手段索取巨額補償款不構成敲詐勒索罪——夏某理等人敲詐勒索案
本案要旨：拆遷戶以舉報開發(fā)商違法行為為手段索取巨額補償款不構成敲詐勒索罪。對信訪人的不當行為，不宜輕易地作犯罪處理。
來源：《刑事審判參考》2008年第5集
專家觀點：
正確區(qū)分正當?shù)膫鶛嘈惺古c敲詐勒索罪的界限
在界分正當?shù)膫鶛嘈惺古c構成敲詐勒索罪的行為時，需要綜合考慮以下五個因素。
（1）債權的正當與否。所謂的正當與否，指的是債權本身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根據(jù)。原則上，只有存在法律上的根據(jù)，才能視為是合法的債權，從而成立正當?shù)臋嗬惺剐袨椤Ｔ谛惺拐攤鶛嗟膱龊?，債務歸于消滅，被害人并不存在財產(chǎn)性損失。既然被害人的財產(chǎn)法益并未受到侵害（即沒有法益侵害可言），行為人便談不上有
非法占有的目的，當然也就沒有成立敲詐勒索罪的余地。與此同時，如果所謂的債權本身缺乏法律上的根據(jù)，則一般不能成立行使權利行為。
比如，行為人為追索賭博之債而對被害人實施恐嚇手段，由于賭債并不為我國法律所保護，故即使行為人所索取的數(shù)額在賭債的范圍之內(nèi)，也不能認為是行使權利的行為。當然，如果行為人主觀上確信自己在法律上有權實現(xiàn)這樣的債權，且該理由也未明顯超過社會公眾或社會認可的程度，則涉及事實的認識錯誤問題，應當按認識錯誤的原理來解決。如果該認識錯誤阻卻故意的成立，則行為人也可能不成立敲詐勒索罪。當然，盡管得出的都是無罪的結論，但二者的具體依據(jù)有所不同。在權利正當?shù)膱龊?，行為人是因行為欠缺違法性而無罪；而在權利不正當?shù)a(chǎn)生認識錯誤的場合，行為人的行為本身從刑法的角度而言仍屬違法，只是因缺乏罪責而無罪。這樣的區(qū)分，對共犯的判斷具有重要的意義。如果行為本身合法，則只要擁有正當債權的行為人不成立敲詐勒索罪，其余共同參與人便也連帶地不構成本罪；反之，如果行為本身具有違法性，則只有產(chǎn)生認識錯誤的行為人才不成立敲詐勒索罪，其余共同參與人仍有成立本罪的余地。
（2）是否在正當權利的范圍之內(nèi)。只有在正當?shù)膫鶛喾秶畠?nèi)，行為人索取財物的行為才能被認為是行使正當?shù)膫鶛唷Ｒ坏┏稣數(shù)臋嗬秶?，則不應被視為是正當?shù)臋嗬惺埂Ｔ谂袛嗍欠裉幱谡敊嗬姆秶鷥?nèi)時，有必要根據(jù)債權的內(nèi)容是否確定而進行考察。如果涉及的是內(nèi)容確定的債權，則超出債權的數(shù)額范圍之外，便被認為是超出正當權利的范圍。
比如，某甲借給某乙50萬元，約定一個月內(nèi)歸還，某乙到期后未歸還，某甲數(shù)次催討后未果，于是威脅要將某乙與他人偷情的事實通過網(wǎng)絡公之于眾，向某乙索要80萬元。此處，因債權的范圍本身確定，某甲超過約定的金額而向某乙索取財物，應視為已超出正當?shù)臋嗬秶?。反之，如果涉及的是?nèi)容不確定的債權，只要行為人所提出的財產(chǎn)性要求與債權直接相關，便應視為是在正當權利的范圍之內(nèi)。比如，在超市被懷疑偷盜而遭保安強制搜身的行為人，以告知媒體相要挾向超市方提出精神損害賠償，不管其提出的索賠數(shù)額是多少，都屬于正當?shù)臋嗬秶畠?nèi)。在已經(jīng)超出正當權利的范圍，超過部分和權利部分能夠分開的范圍內(nèi)，對超過部分成立敲詐勒索罪，在不可分割的場合，就整體來說，成立敲詐勒索罪。
（3）手段行為與債權之間有無內(nèi)在的關聯(lián)。如果手段行為的內(nèi)容是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脅迫，自然談不上與債權之間存在什么內(nèi)在的關聯(lián)。反之，在采取其他手段向相對方施加壓力時，便需要考慮行為人所采用的手段與其債權之間有無關聯(lián)性。如果消費者基于消費侵權糾紛或者勞動者因勞動糾紛而向經(jīng)營者或用人單位提出索賠，但其采用的卻是向稅務機關舉報偷稅或者威脅揭發(fā)相關人員的個人罪行或違法事實等手段，則由于舉報、揭發(fā)的內(nèi)容與消費者、勞動者意圖維護的合法權益之間缺乏關聯(lián)性，其行為違法，故仍可能構成敲詐勒索罪。相反，實務中出現(xiàn)的因土地征收補償不足而進京上訪，以此為要挾要求地方政府給予補償?shù)?，或者以向勞動站投訴向用人單位施加壓力而要求補償工資與其他損失的，則應視為恐嚇行為與意欲實現(xiàn)的債權之間存在關聯(lián)性，不能構成敲詐勒索罪。
值得指出的是，此處所謂的關聯(lián)性，不僅意味著舉報或揭發(fā)的內(nèi)容與債權所涉及的消費侵權或勞動糾紛的事實直接相關，而且意指行為人必須是權利糾紛中的利害關系方。有些侵權事實可能涉及群體性的利益，比如，某企業(yè)違法排污污染環(huán)境而侵害周圍居民的權利，如果行為人也屬于受污染影響的居民之一，其以向媒體公開該企業(yè)違法排污事實相威脅而索取對其個人的賠償款的，則因行為人個體權利也牽涉其中，應當認為其采取的手段行為與債權之間存在關聯(lián)性。反之，如果行為人并非受污染影響的居民，而只是偶然發(fā)現(xiàn)企業(yè)排污事實的第三者，則其以向媒體公開相威脅而向企業(yè)索取錢財?shù)?，有成立敲詐勒索罪的余地。
（4）手段行為的必要性以及相當性。行使權利的行為本質(zhì)上是一種私力救濟，現(xiàn)代法律雖然在一定范圍內(nèi)承認私力救濟的正當性，但都對此類行為予以必要的限制。要求行使正當債權的行為，行為人所使用的手段行為必須具有必要性及相當性，體現(xiàn)的正是這樣的限制。所謂的必要性，指的是立足于案件的具體境況，行為人采取相應的手段行為進行索賠是否是必要的選擇。所謂的相當性，是指從社會一般人的觀念來看，行為人所采取的手段是否合理、適當。手段行為是否具有相當性，需要根據(jù)案件的具體情況來進行判斷。一般來說，債權本身的重大性、手段行為侵害相對方權益的程度、手段行為本身是否合法，行為人是否存在實施其他行為的可能性等，均是需要考慮的因素。如果行為人為索取數(shù)額微小的債權，在可以采取其他較為輕微的手段進行自力救濟的情況下，對被害人采取較為嚴重的暴力或以嚴重的暴力相威脅，則應當認為其所采取的手段行為缺乏相當性。
（5）涉及內(nèi)容確定的債權時，所索取財物數(shù)額的大小。在債權內(nèi)容確定的場合，數(shù)額大小對于認定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具有一定的意義。如果行為人所索取的財物數(shù)額明顯超出債權內(nèi)容所涉及的數(shù)額，則可表明，行為人對超出部分的財物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當然，最終是否構成敲詐勒索罪，還要依據(jù)所使用的手段等因素綜合考慮來決定。
值得指出的是，在內(nèi)容不確定的債權中，財物數(shù)額的大小對于界分正當?shù)臋嗬惺古c敲詐勒索并無意義。以當前爭議頗大的消費維權來說，不能以索賠數(shù)額超過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或合理的范疇作為判斷依據(jù)，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據(jù)此認定行為人構成敲詐勒索罪。以索賠的內(nèi)容及標的額來定性索賠行為的性質(zhì)明顯欠缺妥當性。首先，法律有關違法責任或侵權責任的原則性規(guī)定，主要用于約束司法者的裁決權，不能成為認定債權人索賠構成侵權的標準。其次，民事法律關系主體并不負有準確確定索賠內(nèi)容及額度的義務，苛求消費者像法律專家、專業(yè)司法工作者一樣準確界定權利的內(nèi)容及范疇，既不符合法律規(guī)定，也有悖于常理。再次，根據(jù)私法自治原則，消費者對索賠權及監(jiān)督權的行使具有任意性，其有權根據(jù)自己的意愿與認知來確定索賠的范圍及其額度。如果只是因為要求賠償?shù)臄?shù)額過高就將索賠行為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則意味著對私法自治原則的徹底否定。
（摘自：《刑法各論精釋（上）》，陳興良主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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