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現行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的規(guī)定，斡旋受賄是以受賄論處，但其與普通受賄在犯罪構成要件上存在相當的差別，如果僅就法條的表述而言，斡旋受賄和普通受賄是比較容易區(qū)分的，然而，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司法實踐中，對該罪中的一些問題仍需澄清。
一、“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的理解。斡旋受賄客觀方面的一個決定性的構成要素就是“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何為“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筆者認為，上述觀點缺陷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對斡旋受賄中雙方關系的誤讀?！爸萍s關系論”用于解說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規(guī)定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中的“便利”之義是準確的，這有利于準確把握本條的適用范圍。但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規(guī)定的“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中，該國家工作人員與其所利用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之間的關系不是這樣一種制約關系，雖然兩者之間也有一定的約束關系，但其程度要輕得多，用“影響”來表達其義可能更為恰當。這種“影響”關系主要表現為要求方與被要求方不處于同一職能部門，兩者的職責范圍不具有直接上下級關系，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若不依該國家工作人員要求實行職務行為，對其以后的工作、協作等可能會帶來一些不利影響。但這些“不利”尚不足以使得被要求的一方喪失完全的意志選擇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這個問題，司法機關也逐漸開始秉持此種觀點，2003年《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第三條第（三）項規(guī)定：刑法三百八十八條規(guī)定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是指行為人與被其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在職務上雖然沒有隸屬、制約關系，但是行為人利用了本人職權或者地位產生的影響和一定的工作聯系，如單位內不同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上下級單位沒有職務上隸屬、制約關系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有工作聯系的不同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等”?！都o要》當中的表述就沒有使用“制約”而使用了“影響”二字。
此外認定利用工作聯系亦是便利條件之一，是《紀要》在理解上的又一次突破。工作聯系的范圍較廣，既可產生于上級對下級，也當然包括下級對上級，還可以是橫向的同一部門、單位或不同部門、單位之間。
二、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的把握。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發(fā)布的《關于執(zhí)行〈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guī)定〉若干問題的解答》（以下簡稱兩高《解答》）規(guī)定：
“對于單純利用親友關系、為請托人辦事，從中收受財物的，不應以受賄論處?！痹腥苏J為，在利用第三者職務便利問題上還存在工作關系，對于利用工作關系，通過第三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不應以受賄論處。對于這個問題，如前所述，《紀要》已經給出了明確的答案。當然，對于工作關系不能因為有《紀要》的規(guī)定就一刀切，認定凡是利用工作關系就一定是符合犯罪構成。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有的人因長期的工作聯系而彼此熟悉，并逐漸形成友情，從而能利用朋友關系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它確與行為人職務上的權力和地位沒有聯系的，則可以歸入朋友關系，不宜以犯罪論處；有的雖然有工作關系存在，但之所以能通過他人職務之便，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主要是基于本人的職權或地位影響的，則應以受賄論處。
三、“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的含義。斡旋受賄在客觀方面要求必須是行為人利用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關于斡旋受賄的這個特征，司法實踐中爭議的問題是二次以上斡旋如何認定。也就是說行為人斡旋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而受斡旋人又利用其本人職務和地位形成的便利再斡旋他人的情況能否認定為斡旋受賄。筆者認為，二次以上斡旋并不因為受斡旋人再次斡旋他人就改變了行為性質，只要符合其他構成要件的仍然構成斡旋受賄。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規(guī)定的是“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并未限定為只能斡旋一次或一人，也沒有限定受斡旋的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形式必須是本人利用職務上便利而不能再斡旋別人。斡旋受賄侵犯的客體與普通受賄一樣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廉潔性，對行為人利用他人的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從中收受財物，之所以要對行為人按犯罪論處，主要不在于有第三人的職務行為，而在于行為人在利用他人職務時是以本人的職權或地位作基礎，他擁有某種足以對第三人的處境產生影響的權力、地位或其他關系，并且利用了這種便利條件進行錢權交易。受賄是一種褻瀆國家公職的行為，作為受賄的一種特殊形式，斡旋受賄中的瀆職也只能是行為人是褻瀆了自已的職務，而不是瀆他人之職，也不是指使他人瀆職。只要行為人利用本人職務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斡旋其他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并收受其財物，其行為已經契合了斡旋受賄的全部構成要件，無論受斡旋人后來是直接利用自己的職務還是又斡旋其他有職務的人，均不影響斡旋人的行為性質。
四、斡旋受賄與影響力交易之比較?！堵摵蠂锤瘮」s》（以下簡稱《公約》）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是國際社會在防控腐敗方面的第一個全球性和全面性的國際公約，是聯合國歷史上第一部全面指導國際反腐敗斗爭的法律文件，對于健全和完善我國的反腐敗法律機制將發(fā)揮積極的促進作用。根據公約必須遵守的國際法原則，《公約》在反腐敗方面提出了許多新的理念和概念，勢必會對我國的刑事立法帶來一定的影響，其中與斡旋受賄較為接近的是“影響力交易”。
《公約》第十八條規(guī)定，各締約國應當考慮采取必要立法和其他措施，將下列故意實施的兩類行為定為犯罪：（1）直接或間接向公職人員或者其他任何人員許諾給予、提議給予或者實施給予任何不正當好處，以使其濫用本人的實際影響力或者被認為具有的影響力，為該行為人或者其他人從締約國的行政部門或者公共機關獲得不正當好處；（2）公職人員或者其他任何人員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者間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當好處，以作為該公職人員或者該其他人員濫用本人的實際影響力或者被認為具有的影響力，從締約國的行政部門或者公共機關獲得任何不正當好處的條件。有的學者把本條規(guī)定的犯罪稱為“影響力交易罪”。斡旋受賄與影響力交易的第二種表現形式最為接近，兩者比較一致的地方有三點：第一，二者在主觀方面都是直接故意，都是以希望獲得不正當好處為犯罪目的；第二，主觀目的相同。二者都是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第三，根據公約的規(guī)定，影響力交易罪的第二種表現形式與我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八規(guī)定的（間接）受賄罪的行為方式、賄賂的內容等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都表現為行為人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員直接間或間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當好處。當然，影響力交易與斡旋受賄也存在著一定的差別，主要表現在：第一，主體不同。斡旋受賄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只有國家工作人員才能構成，而影響力交易罪的主體雖然也是特殊主體，但其范圍較受賄罪的主體范圍廣泛的多，不僅公職人員可以構成，其他具有影響力的人員也可以構成。第二，犯罪的性質不同。我國刑法把斡旋受賄作為職務犯罪論處，斡旋受賄中的行為人“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它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利，是對自己職權的濫用，是一種典型的錢權交易，屬職務犯罪的范疇。而影響力交易罪則是行為人單純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而為請托人謀取利益。
確立影響力交易罪，對于不是利用職務上制約關系形成的便利條件，而是通過第三人的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如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的妻子利用丈夫的關系、子女利用父母的關系、利用朋友關系、利用一般工作關系和同事關系等等，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收取財物的，又沒有構成共同犯罪的，均可按照該罪論處，這確實有利于我國的反腐敗斗爭，但是否要在我國刑法中增設該罪名，刑法理論界還存在一定的爭議，其可行性尚需在研究論證。對于目前司法實踐中，對于公職人員的影響力交易行為，可以考慮按照斡旋受賄的情形以受賄罪來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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