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地方化”、“去行政化”，法院面臨體制性約束，而“職業(yè)化”、“精英化”則要面臨來自法院內部的既得利益抵觸。雙重壓力是“周強時代”的最高法院必須應對的難題。
從2013年3月15日算起，周強就任最高法院院長已經(jīng)過去了一年多。作為為數(shù)不多有法律教育背景的最高法院院長之一，這位專業(yè)人士上任伊始即被寄予厚望。西南政法精英學子、政治生涯始于司法職業(yè)、推行“法治湖南”的地方經(jīng)驗，以及他的多位知名法學家校友表露出的褒揚之詞，都使外界對于最高院即將開啟的“周強時代”報以樂觀態(tài)度。
過去一年中，周強的公開表達所傳遞出的司法理念以及法院在審判大案、敏感案件上的態(tài)度，都成為外界衡量司法改革誠意和力度的要素。新一輪的司法改革，核心是審判獨立，周強和他主導的最高法院仍將是觀察改革走向的聚焦點。
“跟我們的司法理念接近”
周強上任第43天，最高法院即邀請國內20位知名的法學家和律師，就“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問題提意見。座上賓除了徐顯明、姜明安、馬懷德等資深專家以外，還有何兵、徐昕這樣在網(wǎng)絡上因尖銳批評而頗有影響力的學者，以及包括李莊案辯護律師高子程在內的律師代表。
“會議一開始，周強就講了要建立裁判文書公開，這正是我呼吁多年的推動改革的切入點。如果能落實的話，可以真正助益司法監(jiān)督，提升公眾對司法的參與?！北本├砉ご髮W司法研究所主任徐昕對《南風窗》記者說，聽了周強的這番講話，他認為其推動司法改革還是比較有誠意的。會議結束第二天，徐昕就不少朋友關心的座談會發(fā)了一條簡短的微博：“感覺周強院長和我們的司法理念很接近?！?/p>
“跟我們的司法理念接近”，這或許是法律界很多人對周強履新后的第一印象。他的9位前任中，僅有董必武和肖揚是法學科班出身。諳熟現(xiàn)代法治精神和司法規(guī)律者入主最高院，在各方看來，至少是建構法律職業(yè)共同體、凝聚共識的第一步。
“60后”的周強生于湖北黃梅。他的最知名的法律界同鄉(xiāng)是參與東京審判的大法官梅汝璈。知青經(jīng)歷、恢復高考后的命運轉折，這是周強與他同時代的許多高官共同的標簽。1978年，周強考入西南政法學院（西南政法大學的前身），他的同學曾對媒體回憶，“周強經(jīng)常半夜打著手電在蚊帳里學習?！迸c大多數(shù)官員在職獲得更高學歷的路徑不同，本科畢業(yè)后的周強因為成績優(yōu)異繼續(xù)攻讀了3年碩士研究生，師從當代知名民法學家金平。
走出校門后，他在司法部一待10年，從法律政策研究室法規(guī)處的一名普通干部，升任法制司司長。經(jīng)歷了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第一書記的第二個10年后，他迎來了政治生涯的另一次轉折，成為地方大員。2006年，46歲的周強出任湖南省代省長，次年正式當選，是當時中國最年輕的省級政府“一把手”。4年之后，接替轉任新疆自治區(qū)黨委書記的張春賢，出任湖南省委書記。主政湖南期間，他支持出臺了中國首部地方性行政程序規(guī)定，著力推行的“法治湖南”也頗受法學界肯定?！氨M管湖南有很多問題，但感覺周強還是很重視法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說。作為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法律顧問，姜明安每年都要參加湖南省政府主辦的“法治政府南岳論壇”。
帶著這份履歷出任最高法院院長、首席大法官的周強甫一亮相，便以較為開放的姿態(tài)回應各方對他的期待。繼“提升司法公信力座談會”后，最高法再破慣例，2013年5月的全國法院新聞宣傳工作會議上，20多家媒體的負責人被請進了最高法院，中國新聞社副總編輯張明新對他的印象是“既懂司法工作，也很了解媒體規(guī)律”。周強的公開講話中，多次提到“大數(shù)據(jù)”、“新媒體時代信息傳播”、“善用媒體”這樣的字眼，鼓勵法院“將海量案件信息進行大數(shù)據(jù)分析”。上任前夕的全國“兩會”上，他還特意提到與百度董事長李彥宏的會面，對方“講了信息社會發(fā)展的最新動態(tài)”，周強談到，“面臨這樣一個快速變化的時期，必須用法治思維、法律手段管理社會、處理矛盾沖突”。不難看出，這位“會關注網(wǎng)民討論、了解信息，也注冊了QQ”的最高院院長深知媒體和網(wǎng)絡傳播對中國社會的改變。
將司法和媒體的力量形成合力，也成為他上任后推行司法公信力提升的“抓手”，司法公開和平反冤假錯案便順應成為最佳切入點。
兩大切入點
周強公開提到的“一把手工程”有兩個，一個是新聞宣傳，另一個就是“庭審程序公開、執(zhí)行信息公開、裁判文書公開”三大平臺建設?！斑@三大公開平臺如果都能真正落實，將是周院長上任以來最大的功績。”一名最高法院的法官曾這樣對媒體表述。
裁判文書公開是第一個突破口。2013年6月，中國裁判文書網(wǎng)正式上線，最高法院的一批裁判文書在網(wǎng)站集中公布。7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書上網(wǎng)公布暫行辦法》出臺，規(guī)定了“除法律規(guī)定的特殊情形，最高法院發(fā)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書、裁定書、決定書，一般均應在互聯(lián)網(wǎng)公布。具有指導意義的死刑復核案件、社會關注度高的案件，生效裁判文書也應當公布”。庭審公開方面的標志性事件則是2013年8月薄熙來案的庭審微博直播，產生了震動性的影響。
“司法公開確實能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這種漸進式改革的做法也體現(xiàn)了法院的誠意。比如去年甘肅張家川刑拘中學生的案子，最終解決還是與司法公開有很大關系。甘肅武威中級法院的一份裁判文書顯示，張家川公安局局長給他的上司送過5萬塊錢，這樣一個關鍵信息導致公安局局長被查，也使案件逆轉?！毙礻空f。在他看來，司法公開是一個特別適合控制的領域，既可以叫得很響，同時公開的范圍、公眾真正關心的地方能不能公開，都在法院自己的控制中。但無論如何，往前推進一兩步，還是值得肯定。
2013年上半年密集平反冤假錯案是另一個引起社會強烈反響的動作。2013年3月26日，周強上任的第11天，浙江省高院經(jīng)過再審，宣布因涉嫌一起奸殺案被羈押近10年的張高平、張輝叔侄無罪。此后，幾乎以每個月一起的節(jié)奏，平反社會關注度很高的冤假錯案。4月的河南李懷亮案，5月的福清市紀委爆炸案，7月的浙江省5人搶劫、盜竊案，8月的安徽于英生殺妻案……多名被蒙冤羈押10年以上的嫌疑人均告無罪，并且得到了國家賠償。
2014年全國“兩會”上，周強宣布，2013年一共平了12起冤假錯案，各級法院依法宣告825名被告人無罪?！八痉ú门兄腥f分之一的失誤，對涉案當事人也是百分之百的傷害。”全國高級法院院長座談會上，周強說道。隨后，最高院發(fā)布《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成為這項工作的綜合性指導文件。
“這些案件中，讓我覺得震動更大的是李懷亮案，像浙江叔侄案、趙作海案都是找到了真兇，確定是錯案，但是從案件材料來看，我個人認為有70%~80%的可能是李懷亮殺的人，也有20%的可能不是他。所以，李懷亮案是個疑案，不是錯案。在證據(jù)不足的情況下釋放，真正做到了無罪推定、疑案從無?！苯靼舱f，在2014年“兩會”前最高法院的專家咨詢會上，他對司法公開和平反冤假錯案也表達了肯定之詞。
盡管平反的冤假錯案不能不具有選擇性，在社會力量尤其是律師界的推動下，也到了不得不改判的地步，但是姜明安認為，除了還當事人公正之外，同樣重要的意義在于：“司法方向確實在發(fā)生改變，過去高法比較強調為地方政府服務，為經(jīng)濟發(fā)展保駕護航。我每年都會提意見，他們也聽不進去。我說，這樣給自己定位，人家更看不起你們法院。實際上，高法也面臨很大的壓力，近幾年提交全國人大的工作報告都得到了很高的反對票。”
從1999年開始的司法改革強調的“職業(yè)化”、“獨立性”，到2008年開始的“能動性”、“司法大眾化”、“調解優(yōu)先”，到本次改革的“司法規(guī)律”和“司法屬性”，顯示出司法方向上的回歸和調整。不過，對司法理念的判斷除了改革者的政策宣示，還取決于具體的判案程序和結果。這也恰是司法與其他領域改革的不同之處，改革的真?zhèn)魏痛笮⒅苯臃从吃趯徟猩?，以最直觀、最有沖擊力的方式直面公眾。
內外壓力
2013年下半年的3個死刑案件—“曾成杰案”、“夏俊峰案”和“王書金案”，以及關于“尋釁滋事”和“利用信息網(wǎng)絡實施誹謗”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將最高院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2013年6月14日，最高法院核準湖南省高院維持一審判決，以集資詐騙罪判處曾成杰死刑。7月12日，長沙市中級法院對曾成杰執(zhí)行死刑，他的女兒在微博稱，執(zhí)行死刑當天沒有接到通知，沒見到父親最后一面，引起軒然大波。長沙中院先后發(fā)3條微博回應、辯解，最終在輿論的推動下向曾成杰的女兒道歉。
2013年9月25日，最高法院核準沈陽刺死城管的夏俊峰死刑。此案影響頗大。2014年全國“兩會”上，周強專門對核準死刑作了解釋：“這種人不殺就非常危險，就好像兩個人關起門來吵了一架，你把人殺掉了，如果這樣也是正當防衛(wèi)，這個社會就會天下大亂。法院在這個時候要勇于站出來維護法律底線和原則。在刑事案件中，不能因為當事一方弱勢就偏袒，更不能因為富有就可以超越法律。”
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院二審宣判王書金多次強奸殺人獲死刑，認定“聶樹斌案”并非王書金所為?！巴鯐鸬乃佬虖秃诉€沒有完成，但大家非常擔心最高法院核準。在聶樹斌案還沒有啟動再審的時候，對王書金判死刑會讓人們對平反冤假錯案產生疑慮?！毙礻空f。
無論是法院也好，法學界也好，社會公眾也罷，改革一旦啟動，那么大家總是要超越最初理念上的碰撞，回到現(xiàn)實中的磨合?！捌诖弊罱K總是要通過行動來檢驗。無論怎樣，推動司法獨立審判是大家共同的目標，重要的是，這個通過前期溝通、文件宣示等形成的共識不會喪失。對法院系統(tǒng)來說，也應當認識到，法治的扎根，正是通過一個個案件來實現(xiàn)的，改革共識也正是在一個個案件的處理中真正落地。就以上述3個死刑案件為例，第一個是當?shù)胤ㄔ赫J了錯，第二個是最高院向社會作了解釋。隨著司法改革走向“深水區(qū)”，法院面臨的形勢會更加復雜，法院在個案上的表現(xiàn)將更加引人注目。
對改革抱有期待的人們也應當認識到，作為推動司法改革的核心機構，法院要強化自身在司法系統(tǒng)中的地位，強化審判在司法模式中的功能，在這樣一項涉及政法委、公檢法、律師、地方政府的系統(tǒng)工程中，處于司法權力架構較弱位置的法院如何“突圍”而出，的確并非易事。
“去地方化”、“去行政化”，法院面臨體制性約束，而“職業(yè)化”、“精英化”則要面臨來自法院內部的既得利益抵觸。雙重壓力是“周強時代”的最高法院必須應對的難題。未來一段時間，將進入反腐“成果”的密集審判期，如何在政治和輿論的牽扯中守護獨立性，也是一個考驗。而與平反冤假錯案贏得社會稱譽相比，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個不再制造冤假錯案的司法環(huán)境。
可以說，最高院現(xiàn)在是負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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