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假錯案背后的刑訴理念沖突
“不能錯放”所導致的后果是：有可能懲罰了真正的罪犯，同時也有可能冤枉了好人并污染了司法環(huán)境；而更大的危害在于，一旦鑄成冤案，就會使真正的罪犯因徹底逍遙法外，甚至客觀上還會鼓勵他增強繼續(xù)作惡、危害社會的信心。所以，“疑罪從無”顯然是權衡利弊之后的科學選擇。
在中國再度強調(diào)依法治國，奮力推進司法改革的大環(huán)境下，近年來陸續(xù)暴露出來的一系列冤假錯案，帶給人們太多的思考和困惑。最重要的，應當是對深層原因的探究。法治建設30多年來，發(fā)生冤假錯案的原因有很多種。諸如權力干預、地方保護、刑訊逼供、辦案人員素質(zhì)、司法不公開、監(jiān)督不力......如此等等。問題在于，這些原因雖然已經(jīng)引起人們的關注，但迄今為止，對于消除這些原因的努力和方式，卻仍然阻力重重，爭論不休。這種現(xiàn)狀，似乎已經(jīng)成為一種難以解決的困擾，形成了阻礙法治化進程的羈絆。
那么，形成這種現(xiàn)狀的根源又是什么？法治化進程中的阻力究竟來自何方？追根溯源，還是應當回到觀念的自省。歷史上，任何事物的發(fā)展都無法超越其必經(jīng)的歷史階段，而在每一個階段的提升和跨越過程中，都必然要面對理念的更新。一種滯后的理念無法適應新的機制，反之，一個新的機制也無法在舊理念的圍困中正常運行。而我們目前正是處于這種痛苦掙扎的尷尬境況之中，這也是困擾我們推進法治化進程的根源所在。
回顧和反思30多年來法治化的發(fā)展進程，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十分令人困惑的問題：關于刑事訴訟的諸多理念至今還沒有走出認識的誤區(qū)。這些錯誤的認識，既束縛了我們的思想，也束縛了我們的行為。深入梳理和分析這些理念發(fā)展演變的過程和現(xiàn)狀，沖破思維方式的桎梏，有助于排除前行中的困擾。
誤區(qū)一：關于既不要無罪推定也不要有罪推定的沖突
無罪推定原則是以保障人權為宗旨的近現(xiàn)代法治文明的體現(xiàn)，也是國際社會普遍遵行的訴訟原則。無罪推定與有罪推定的根本區(qū)別，在于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定位。如果以無罪推定為原則，那么，法律判決生效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被假定為無罪，就應當以無罪之身而享有與其他公民同等的各項權利。如果以有罪推定為原則，那么，在法律的判決生效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已經(jīng)被假定為有罪，就會被當做罪犯對待，至少也是一種準罪犯的待遇。實踐中，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定位的問題，只能有兩種選擇，要么按無罪的人對待，不得剝奪或限制其權利；要么按有罪的人對待，可以剝奪或限制其權利。除此，別無選擇。很顯然，這是兩種既不可能同時存在，也不可能同時不存在的原則。如果同時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就會因既是罪人又非罪人而無法定位。如果同時不存在，那么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也同樣無法定位。古今中外的刑事訴訟模式中，無罪推定與有罪推定從來都是兩種既不能共存，又無法超越的原則，除此之外不可能做出第三種選擇。只是伴隨著法治文明的進步，實現(xiàn)了從有罪推定向無罪推定的轉(zhuǎn)變而已。
十分遺憾的是，這種“超越”的觀點在我們國家卻持續(xù)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無罪推定原則在我國被視為反動理論而遭到批判，批判無罪推定原則最自信的理由也是最響亮的口號就是“實事求是”，聲稱“既不要無罪推定，也不要有罪推定，只堅持實事求是。”但是，批判者卻沒有認真思考過，“既不要無罪推定，也不要有罪推定”的觀點在邏輯上其實是一種沖突，而這種在否定無罪推定基礎上所形成的沖突，所導致的后果只能是有罪推定。因為在無罪推定與有罪推定之間并沒有中間道路可走，這種“超越”論只能是一種脫離實際的愿望而已。司法實踐中的無數(shù)事實不斷證明，有罪推定的傾向之所以長期以來在我國占據(jù)主導地位，正是否定和批判無罪推定原則所帶來的直接后果。
以實事求是的抽象目標去否定無罪推定原則所導致的后果，不僅僅是走向事實上的有罪推定，更可怕的還在于因失去準則而放任了主觀隨意性。
從自身含義而言，實事求是作為一種追求真實的價值目標，其正確性和正當性顯然是無可置疑的。然而，如果這種目標抽掉了方法論的支撐就會變得虛幻莫測。一旦脫離“求”的方法和“是”的標準，實事求是就成為可以被任何人利用和歪曲的空話。關于實事求是被濫用的最典型例證莫過于文革動亂中的大批判、大辯論。在轟轟烈烈、樂此不疲的大批判、大辯論中，兩派觀點都打著實事求是的旗號背誦著關于實事求是的毛澤東語錄，聲稱自己實事求是。這種延續(xù)了十年的論爭最終也無法達成共識，仍是各執(zhí)一詞，自以為是。而更可怕的是，實踐中，當人們對“是”與“非”的標準莫衷一是，而又都以實事求是者自居，最終的結(jié)局往往就只能以話語權來決定勝負。在權力面前，既可以做到“是也不是”，也可以做到“不是也是”。
同理，在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定位問題上，如果抽掉了無罪推定和有罪推定的具體原則，而只是以實事求是的抽象標準為依據(jù)，同樣會導致對“求是”標準的主觀隨意性。
隨著法治建設的發(fā)展和訴訟理念的提升，目前無罪推定原則已經(jīng)被社會主流觀點所接受，并且在刑事訴訟法條文中得到體現(xiàn)。但遺憾的是，仍然沒有做到將這一原則堂堂正正明確規(guī)定在刑事訴訟法中。這也就意味著，迄今為止，無罪推定與實事求是的關系仍然沒有徹底理清楚。這種狀況，嚴重困擾著人們對無罪推定原則的正確理解，致使無罪推定原則難以得到推行和實現(xiàn)。
誤區(qū)二：關于既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的沖突
多年以來，我們一直在堅守并宣傳著一種原則，就是在打擊犯罪的時候，要做到“既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然而，我們似乎并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這一口號的可行性。不枉不縱的原則從理論上講并無不當，從理想上說更是一種最高境界。但是，當“枉”與“縱”之間發(fā)生沖突時，不枉不縱就難以兩全。重要的是在難以兩全而無法兼顧時，又該如何做出選擇才是必須面對而無可回避的問題。美好的愿望與嚴酷的現(xiàn)實不容易相提并論，法律的原則更不能建立在脫離實際的理想主義基礎之上。
近些年來，一樁樁冤假錯案接連不斷暴露，并引起全社會廣泛關注，再一次對“不枉不縱論”提出不容回避的拷問：在“枉”與“縱”二者之間發(fā)生沖突而難以兩全時，還能否做到既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當代科學技術條件下，案件的偵破不可能完全準確無誤。只要證據(jù)的指向不具有排他性，對“是”與“不是”的疑點無法充分排除，就不可能到達既不冤枉也不放縱的理想目標?；诖耍懦霈F(xiàn)“疑罪從無”和“疑罪從有”兩種反映不同價值觀的定罪原則。
簡言之，就是“寧可錯放，也不能錯判”，還是“寧可錯判，也不能錯放”？這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二者必居其一。從社會效果而言，對于前者，“不能錯判”所導致的后果是：有可能放過了真正的罪犯，卻避免了冤枉好人，同時維護了司法程序的正當性。對于后者，“不能錯放”所導致的后果是：有可能懲罰了真正的罪犯，同時也有可能冤枉了好人并污染了司法環(huán)境；而更大的危害在于，一旦鑄成冤案，就會使真正的罪犯因徹底逍遙法外，甚至客觀上還會鼓勵他增強繼續(xù)作惡、危害社會的信心。所以，“疑罪從無”顯然是權衡利弊之后的科學選擇。
在確立法律原則時，一個需要遵循的前提是：法律作為一種治國方略是一門科學，而絕不是一種理想化的口號，更不能意氣用事?！凹炔辉┩饕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作為一種理想化的目標無可非議。但是由于現(xiàn)實條件下的不可操作性，在邏輯上卻形成了無解的沖突。
在定罪原則上的“不枉不縱”論與“實事求是”論一樣，由于抽掉了以方法論為支撐的具體操作原則，最終必然會導致以話語權為中心的主觀隨意性。所以，我們應當在理性思考中摒棄那些響亮的空洞口號，回到切實可行的現(xiàn)實中來。只有不折不扣地堅守無罪推定原則和疑罪從無原則，才能夯實司法公正的堅實基礎。
為了公正，為了人權，為了社會和諧，“并寧可錯放，也不能錯判！”“寧可放過壞人，也不能冤枉好人！”應當成為我們堅決奉行的司法原則。
誤區(qū)三：關于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并重的沖突
重實體、輕程序，是我國自古以來的傳統(tǒng)觀念，也是導致司法不公正的重要原因。近十幾年來，隨著法治化水平的提高，刑事程序法在我國已經(jīng)受到空前重視，對于程序公正的重要意義，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已經(jīng)達成共識。但另一方面，關于證據(jù)標準的爭議至今也沒有塵埃落定。這就是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之爭。
法律真實也叫證據(jù)真實，是以法定的證明標準作為認定犯罪的依據(jù)，其所證明的事實只能做到相對真實，而并不追求絕對真實?？陀^真實則要求以客觀存在的事實真相作為認定犯罪的依據(jù)，其所反映的事實應當是絕對的真實。就概念本身而言，客觀真實論的主張顯然更具有合理性。之所以發(fā)生兩種證據(jù)觀之爭，原因顯然并不在于其合理性而是在于其現(xiàn)實性。
追求客觀真實的證據(jù)標準，一直是人們有史以來自始不渝的理想目標。無論是古代社會中的神明裁判，還是一直延續(xù)至今的刑訊逼供，都不過是尋求客觀真實的不同方式。但是，直到今天，在人類社會的科學技術水平已經(jīng)十分發(fā)達的情況下，還是無法做到以絕對可靠的技術手段來尋求所有犯罪的事實真相。所以，對客觀真實的認定，至今仍然是一道未解的難題，同時，也成為鑄成錯案的重要原因，因為對無解答案的解釋權只能出自于法官內(nèi)心確信的主觀判斷。而法律真實的證據(jù)標準，正是在這種困惑中出現(xiàn)。
法律真實所追求的結(jié)果雖然只能做到相對真實，卻由于其證據(jù)規(guī)則的確定性而避免了主觀判斷的隨意性。同時，由于法律真實的證據(jù)標準以有利于被告原則為前提，即使在待證事實不確定的情況下也有利于防止無罪錯判。所以，在客觀真實的證據(jù)標準還不能充分實現(xiàn)的情況下，法律真實的證據(jù)標準顯然更具有合理性與可行性。由客觀真實而走向法律真實，既是認識水平的提升，也是理念的轉(zhuǎn)變，可以說是實現(xiàn)了由盲目而走向理性的重要轉(zhuǎn)變。
值得慶幸的是，經(jīng)過論爭之后，法律真實的主張終于得到認同。遺憾的是，客觀真實的標準卻并沒有被法律真實所取代。于是，又出現(xiàn)了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并重的主張。堅持“并重”的主張其實也不無道理，意在堅持對真相的探究，強調(diào)即使以法律真實為標準，也不能忽視對客觀真實的考慮。然而，“并重”說最大的誤區(qū)就是發(fā)生了兩難選擇的沖突。因為，它無法解決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的沖突。當兩者一旦發(fā)生沖突，首先，人們主觀上一定會傾向于追求客觀真實，因為這正是人們所希望得到的事實真相。其次，權衡兩種標準的選擇權由于失去了法定依據(jù)而只能取決于人的主觀意志。于是，以話語權為主導的主觀隨意性便不可避免。
歷史和現(xiàn)實一再地證明，標準的唯一性才是公正的前提，雙重標準就等于沒有標準?！安⒅亍闭f出自于全面、慎重的良好愿望，卻因其標準的多元性而陷入了邏輯關系的混亂。更危險的是，為認定證據(jù)的主觀隨意性留下了可乘之機。
誤區(qū)四：關于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的沖突
自1979年我國第一部《刑事訴訟法》問世以來，一直將打擊犯罪作為刑事訴訟活動的首要任務。直至2012年出臺《刑事訴訟法》修正案，才首次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刑事訴訟法的條文之中。
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如何體現(xiàn)保障人權的價值觀，在我國一直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話題，而以打擊犯罪為主旨則體現(xiàn)為主流觀點。保障人權的理念之所以在刑事訴訟活動中長期受到漠視，除了社會公眾的報應刑觀念比較強烈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出于撫慰被害方的考量。當一個犯罪行為發(fā)生尤其是暴力型犯罪發(fā)生后，人們出于對被害方的同情，往往就會將所有的憤怒都指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甚至會忽略這個人的罪行能否被證實。司法實踐中，在一些暴力犯罪尤其是殺人犯罪的訴訟過程中，即使在犯罪證據(jù)不足的情況下，被害方親屬也會不依不饒，甚至以死相逼堅持要求嚴懲“罪犯”。因為他們已經(jīng)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當成了侵害其親人的真正罪犯，并且，他們認為如果這個人不是罪犯他們的親人就無法得到慰籍。在這種情緒之下，就容易將疑似的罪犯甚至假定的罪犯當成真正的罪犯。
值得關注的是，這種情緒普遍存在于眾多的人群之中。在討論保障人權和刑事辯護的很多場合，都會有人提出一種很強烈的質(zhì)疑：“當你為罪犯辯護，強調(diào)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的時候，你有沒有考慮到被害方的感受？”這種質(zhì)疑在情理上是無可指責的。但是，質(zhì)疑者卻忽略了問題的另一方面，當我們還沒有充分證據(jù)確認犯罪行為人時，不能用一個無辜者的生命或自由去平復被害方和社會公眾的悲情。近幾年陸續(xù)暴露出來的一系列冤假錯案都表明，以無辜的替罪者的生命平息了當時的悲情和義憤之后，個人和社會將會背負多么巨大的代價！如此慘痛的教訓表明，刑事訴訟活動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既不是對罪犯的仁慈，也不是對被害人的傷害，而是對無辜者的保護，更是對全社會的保護。
近年來，隨著全社會人權保障意識的增強和國際社會對人權保障問題的關注，我們終于將保障人權寫進了刑事訴訟法條文之中，表明我國已經(jīng)在立法上明確規(guī)定了保障人權的訴訟理念。但是，由于前面所提及的原因，仍然未能將保障人權作為刑事訴訟的主要目標，而是提出了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的原則。于是，又一次出現(xiàn)了兩難選擇的尷尬。有觀點認為，“并重”說更全面，并無不當。也有觀點認為，“并重”說是一種緩沖、過渡，可以給人們留出更多思考的空間，還能減少爭議?？蓡栴}在于，有些沖突是無法繞過的，回避矛盾并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方式。例如，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嚴厲打擊、從重從快、平息民憤與無罪推定、疑罪從無、非法證據(jù)排除，顯然是矛盾沖突的兩個方面。是強調(diào)在確保打擊犯罪的前提下，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還是強調(diào)在確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前提下有效打擊犯罪？這是兩種不同的價值選擇，是不可能并重的。若選擇前者，就只能以打擊犯罪為主，若選擇后者，就只能以保障人權為主。二者不能兩全，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現(xiàn)實。因此，只有正視現(xiàn)實，明確選擇，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方式。而回避現(xiàn)實的“并重”說，則只能導致雙重標準的混亂局面，當兩種價值觀發(fā)生沖突時，或忽左忽右，或無所適從。
前述論及的四個誤區(qū)的共同之處在于：它們在表面形式上貌似合理，且全面、周延，無可挑剔。在實質(zhì)內(nèi)容上互相沖突，無法兼容。然而，多年來，這些認識在某種程度上已經(jīng)深入人心，有些人甚至已經(jīng)深陷其中而難以自拔。
現(xiàn)在，是時候應當走出這種誤區(qū)了。
中國的法治之路已經(jīng)走過了三十多年，成就的背后更暴露出法治化進程中的種種困擾。而其中亟待突破也是最難突破的，就是理念的滯后。因此，我們必須正視現(xiàn)實，冷靜、理智、旗幟鮮明地走出理念的誤區(qū)，才能擺脫思想的桎梏而轉(zhuǎn)向真正的法治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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