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阜陽，一個土地開發(fā)項目中，開發(fā)商與業(yè)主無法達成補償協(xié)議，雙方僵持不下。這場拉鋸戰(zhàn)，因政府公權力的介入而失衡。業(yè)主的房屋被違法強拆，一名業(yè)主服毒自殺。事后，授權強拆的副區(qū)長曹潁章被問責，他同時被查出收受了賄賂。今年4月被判刑11年。暴力拆遷事件中，鮮有官員被問罪。此起事件被認為是“開先河”之舉。（《新京報》6月1日）

在唐福珍自焚被蔑稱為“法盲的悲劇”的當下，在城管局長公開叫囂“哪有拆遷不死人”的當下，在“拆了即政績，違法亦公益”的拆遷厚黑學大行其道的當下，居然有那么一個“倒霉”的官員因為強拆而被判刑11年，真有如太陽從西邊出來一般。

是的，在現實層面上，這的確不啻為首開先河的壯舉；可是，在法律的意義上，這卻原本應該是法治的常態(tài)。曹潁章因受賄罪判刑被10年，濫用職權罪判刑2年，二罪并罰執(zhí)行有期徒刑11年。試問，那些授權強拆并屢屢拆出人命的官員，有多少不是濫用職權，又有多少不與開發(fā)商存在曖昧關系？曹潁章不過受賄區(qū)區(qū)5萬元而已，罪行遠在其上的官員難道不是很多？為何他們非但未曾受到法律追究，反而連對死者的起碼愧疚都拒絕施舍？

早幾年，被拆遷戶對抗強拆，屢屢拿出的是《憲法》和《物權法》；這些年，拿出來的東西卻變成了汽油瓶和農藥瓶。這種微妙的變化，充分說明法律在公民心目中的位置發(fā)生了滑落，人們在維護自身財產權益時，越來越感覺到法治的無力，越來越不敢相信法律，于是只能以暴抗暴直至以死抗暴。

那么，核心問題自然在于，執(zhí)法者有沒有對強拆幕后的官員進行過合法性調查？以最近被曝出的河北廣平“10天完成33萬多平方米拆遷任務”的超速拆遷為例，根本就沒簽署補償協(xié)議，也未對群眾進行妥善安置，焉能不是濫用職權？再看那些動輒由身份不明之人進行的強制拆遷，不是有權力撐腰怎敢如此膽大妄為，而權力又焉能無緣無故白白撐腰？所以，不是查不出問題，而是或許根本就不查，法律被束之高閣了。

站在這樣的普遍現實基礎上，再來看阜陽強拆官員獲刑，恐怕就再也興奮不起來了，因為那似乎更像是特事特辦的結果。眾所周知，阜陽這些年出了不少“負面新聞”，從大頭娃娃到白宮書記，甚至堪稱官場問題多多，為此省里面“空降”了一位新書記，而曹潁章的獲刑正與新書記“對拆遷過程的合法性進行調查”的批示直接相關。換言之，法治的結果離不開領導的批示，沒批示可能就沒調查，沒調查當然更不會有官員獲刑。這到底該算法治還是人治呢？如此，強拆官員獲刑怎能不是一種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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