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討回應得的拆遷補償，長沙市的杜女士已經整整奔波了5年，直到她讀到長沙市開福區(qū)房產局前副局長曾新亮的工作日記后，才算真正明白求助無門的癥結所在。她對記者說：“如果你沒有親眼看到日記，絕對不會相信，一個副區(qū)長會在大會上稱，對待上京上訪人員，‘請公安按敵對勢力辦’。”(昨日《華商報》)

把通過合法維權的公民當做敵對勢力，把正當的利益訴求當成故意“鬧事”并進行“嚴厲打擊”，我想，這位前副局長肯定不是筆誤，更非一時的沖動，一定是充斥于頭腦中的曾經的敵對思維造成了思維慣性，導致了他對這些正當維權群眾的生硬定性。不然，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就不會振振有詞“那是堂堂正正的，沒有什么不能見光的”，可見他對自己的這種認識是很自負的，沒覺得有什么不妥。

這種“敵對思維”殘存在不少官員的腦袋中，他們在自覺與不自覺中，習慣把人們劃分為涇渭分明的階層。比如鄭州規(guī)劃局原副局長逯軍質問媒體：“是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分明把黨和群眾對立起來了……把政府與群眾、服務與被服務、管理與被管理者之間對立起來，這種思維模式所表現出來的亂相屢見不鮮。

非白即黑、非友即敵，簡單的把人群劃分成對立兩極的“敵對思維”，在群體性事件中尤為常見。每當某地出現群體性事件，一些官員首先不是檢討自己的過失，而是先入為主地認為每一起事件的背后總會有一些 “別有用心”的人操縱。卻很少反思，究竟是不是自己對于群眾的訴求熟視無睹、漠不關心，才導致了群眾過激行為的產生。

顯然，“敵對思維”已不適應現代社會。在市場經濟下只有不同利益主體和不同利益訴求，民眾合法維權也是市場發(fā)展的進步力量，各種正當利益訴求都應得到法律保護。被拆遷得不到合理補償，有關部門應遵循平等協(xié)商原則，而不是扣上一頂“敵對勢力”的大帽子。

尤為重要的是，這種思維模式與民主法治建設格格不入。在民主法治社會里，只有法律概念的公民而沒有“敵人”;只有法律意義上的罪犯，而沒有政治意義上的“敵對勢力”。即使犯罪分子，也只是違犯法律的公民。在法治日趨完善的公民社會里，隨隨便便把一個公民定性為敵人，把一個利益訴求群體定性為敵對勢力，這種思維早已不合時宜。

在法治社會里，利益各方只能在法律框架內，通過談判來達成妥協(xié)，這才是民主與法治的思維，才能促進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需要的是民主與法治的思維，這樣才能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化解和解決社會上存在的一些矛盾。以敵對心理、敵對邏輯為基礎的“敵對思維”是法治建設的路障，它只會帶來以怨報怨、以暴制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