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衡量，用固定匯率把多國貨幣連成一體，正如用鐵環(huán)把多個搖晃的船只連成一體，當然有很多好處。問題是獲取好處要不要付出代價

【財新網】（專欄作家 周其仁(周其仁博客,周其仁新聞,周其仁說吧)）從經驗上看，固定匯率屢屢釀成大禍。導致這些災禍的原因很一致，就是固定匯率造成的穩(wěn)定使一批恐懼波動的國家樂在其中，可是，一旦被掩蔽的貨幣不穩(wěn)定的本性發(fā)作，被固定匯率連為一體的經濟，反而遭受更大的危機沖擊。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背景，就是東亞貨幣在此前的十多年里一直采取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固定匯率論”的另外一位旗手麥金農（R.Mckinnon）論證說，正是這些貨幣與美元的穩(wěn)定聯系，成為維系這些國家國內價格水平的“名義錨”。什么意思呢？就是包括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和韓國在內的東亞國家，本來最容易出的錯，就是在各種壓力下濫用自己的貨幣發(fā)行之權，最后導致物價不穩(wěn)定?，F在好了，匯率盯住美元，再以匯率目標控制國內貨幣供應，豈不就等于給各自的貨幣龍頭加上了一道鎖？只要誰也不超發(fā)貨幣，物價穩(wěn)定，這些后起之秀就很容易在國際上發(fā)揮比較優(yōu)勢，外向驅動經濟高速增長的東亞模式就此形成了。

好是好，也的確好了很多年。1993年世界銀行發(fā)表《東亞奇跡》，高舉東亞的發(fā)展經驗，還要在理論和發(fā)展政策的層面將之一般化。不知道有意還是無意，世行的總結沒有關注東亞國家匯率盯住美元的經驗。更不知道幸還是不幸，恰恰是以美元為錨的亞洲匯率與貨幣制度，僅僅在《東亞奇跡》發(fā)表后不過4年之后就守不住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導火索，不就是泰國、韓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等國的貨幣紛紛“跳水”嗎？很奇怪，盯住美元的匯率固若金湯，為什么守不住了呢？

人們紛紛到這些出了麻煩的國家里尋找其內部的原因。卻很少有人想，那構成東亞貨幣之錨的美元本身會不會有什么問題。這也難怪，上世紀90年代后期的美元還是全球強勢貨幣。一方面美元還在享受著我想稱之為的“保羅·沃爾克效果”，即美國國內物價的長期穩(wěn)定（這是與黃金脫鉤后的美元，由一個負責任的央行行長充當了貨幣之錨的結果，這點容我以后向讀者講述），另一方面1991年的海灣戰(zhàn)爭和前蘇聯垮臺，在全球范圍壯大了美國的國威。人們當然難逃思維定式：與美元掛鉤的貨幣及經濟出了問題，當然要到這些經濟的內部尋找原因。這就是說，美元之錨絕不可能出錯，那些下了美元之錨的東亞之船又一次大搖大擺，問題一定在這些船上！

果不其然，一通手忙腳亂的國際救助，再加一通或深或淺的東亞體制改革之后，穩(wěn)下來的東亞經濟重新又與美元掛上了鉤。麥金農說，這是亞洲“向高頻率盯住匯率制度的回歸”（見世界銀行《東亞奇跡的反思》第5章）。這里所謂的“高頻率盯住匯率”，就是按每日或每周名義匯率變化——而不是按每月或每季那樣所謂低頻率——做出來的統(tǒng)計回歸，可以看到亞洲各國在金融危機之后，不但沒有擯棄危機前的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反而更加穩(wěn)固地盯住了美元。特別是，對解除亞洲金融危機作出重大貢獻——在危機沖擊中承諾并兌現人民幣不貶值——的中國，也加入了高頻盯住匯率的俱樂部。這很符合固定匯率論者的分析，亞洲金融危機不但與固定或盯住匯率無關，而且只要提升亞洲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強度，擴大高頻盯住匯率的范圍，亞洲和全球經濟一定有更好的表現。

這些論斷似乎又一次得到了驗證。東亞經濟沒有因為那場危機而雄風不振，更因為中國在1997年之后維系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不變，“中國奇跡”甚至比當年的東亞經驗更為耀眼。堅持固定匯率論的理論家們看來更有把握做出以下結論：在美元本位下，亞洲和中國最好的發(fā)展之路，就是更固定、更高頻、更大范圍地盯住美元。

可惜又一次遇到“意外”。滿打滿算離開亞洲危機不過十年，全球金融危機就來了。此次危機的爆發(fā)地點是美國，也就是那個為全球、亞洲與中國提供穩(wěn)固的貨幣之錨的國家。危機的特征是錨先大動，然后禍及被那高頻盯住匯率綁到一起的經濟體。還是沒什么人問：被邏輯推得頭頭是道的高頻盯住匯率制，為什么還是守不住了？這回人們倒開始關注

“錨”本身的問題，諸如貪婪的華爾街、無比復雜的高杠桿游戲，以及漏洞百出的金融監(jiān)管。但是，見到了樹木的，不等于也見到森林。我倒是欣賞有人提出的一個問題：世人可以痛罵華爾街的酒鬼喝得個爛醉，但是，那么多的酒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呢？

2008年危機之中筆者為文指出，倘若沒有脫離金本位的自由美元，沒有美國過于寬松供應出來的美元，僅用貪婪的猖獗和監(jiān)管不當不能解釋美國的次貸、以及為什么美國的次貸之火可以燒向全球市場（見《中國做對了什么》，117頁）?，F在看，通行亞洲和中國的高頻盯住匯率，是形成美元流動性全球泛濫的一個重要機制。如果說亞洲金融危機還不能幫助人們看清這一點，那么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總可以提醒人們注意其中的關聯了吧？至少，當年那位美國副財長以率真的傲慢口吻講出來的“名言”——ourmon-ey,yourproblem（“我們的貨幣，你們的麻煩”）——現在總也應該讓美國人認清，正是他們的貨幣給他們帶來了大麻煩。

其實，以為在更大范圍內以更固定可靠的匯率連成一個貨幣的構想，在世界的另外一個地方也已經付諸實施。這就是歐元的實驗。歐元當然比亞洲的高頻盯住匯率制度更合乎固定匯率論者的理想。不是嗎？那么多歐洲國家——發(fā)達的和不那么發(fā)達的——經過協議形成了一個統(tǒng)一的貨幣區(qū)，使用的是同一個貨幣。對于歐元區(qū)各國而言，最超級的高頻匯率就是完全無須匯率，因為橫豎只有一個貨幣，貨幣間的匯率就多此一舉。對于固定匯率論者來說，歐元的試驗當然比亞洲的高頻盯住匯率“更高級”。問題是，歐元的實驗算大功告成了嗎？讓我們等這場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塵埃落定之后，再看能不能得出靠譜的結論吧。

不過，無論亞洲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還是當下的歐元區(qū)主權債務危機，都沒有降低固定匯率論者兜售“以固定匯率連接統(tǒng)一貨幣”主張的熱情。蒙代爾身為歐元之父，對自家“孩子”深具信心，我以為完全是人之常情——換了誰都會是這樣的。不過，在美元、歐元一起大搖大擺的歷史關頭，還希冀“實現美元、歐元、人民幣的穩(wěn)定關聯”，以此“終止這種大幅度變動匯率的不穩(wěn)定”，卻可能是過度自負的表現了。真有那么大的把握，把尚未得到檢驗的推斷，作為經世濟民之策拿出來嗎？

理想主義者似乎是不可戰(zhàn)勝的。因為只要現存的安排與理想不一致，他們永遠能夠“論證”，只要采用更理想的做法一定能夠解決所有問題。固定匯率守不住了嗎？那就是因為范圍還不夠大，強度還不夠牢，或承諾執(zhí)行的時間不夠長，以至于人們的預期還不夠固定。對策也簡單——更大范圍、更長時間、更可靠的承諾和更固定的匯率就是了。他們回避基本的歷史和現實，即原本統(tǒng)一的貴金屬貨幣制度就是因為守不住了，才引出匯率問題的；而恰恰是試圖以固定匯率解決貨幣幣值不穩(wěn)定的麻煩，才屢屢釀成大禍。也許是成功地回避了歷史與現實，他們的“主張”才顯得如此滔滔雄辯。

怎樣揭開這里誘人的面紗呢？我想到了三國演義里的一段故事。說的是曹操帶大軍在三江口與吳國決戰(zhàn)，卻苦于北軍戰(zhàn)士不習水性，在搖搖晃晃的船上無法發(fā)揮戰(zhàn)斗力。這時，被蔣干帶入曹營的龐統(tǒng)巧授了一計。龐統(tǒng)說：“大江之中，潮生潮落，風浪不息；北兵不慣乘舟，受此顛簸，便生疾病。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搭，或三十為一排，或五十為一排，首尾用鐵環(huán)連鎖，上鋪闊板，休言人可渡，馬亦可走矣，乘此而行，任他風浪潮水上下，復何懼哉？”

這就是鼎鼎大名的連環(huán)之策了。江中風浪不穩(wěn)，客觀條件無法更改；北兵不慣坐船，一時也變不過來。剩下立馬改了就可以生效的，就是用鐵環(huán)將大小船只連鎖成一體，讓本來搖晃的船只穩(wěn)定下來。如斯，鐵索連舟，渡江如履平地，還有什么好怕的呢？曹操聽得在理，下令照辦。照辦后再觀曹操水軍調練，但見“西北風驟起，各船拽起風帆，沖波激浪，穩(wěn)如平地。北軍在船上，踴躍施勇，刺槍使刀。前后左右各軍，旗幡不雜?！辈懿傩闹写笙?，以為必勝之法，然后就回營對酒當歌去了。再后來的故事，各位熟知：老將黃蓋帶二十只小船詐降，靠近曹軍水寨后一齊發(fā)火，那被鐵環(huán)鎖住的曹寨船只一時盡著，無法逃避，“但見三江面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漫天徹地”。

曹操是何等人物，怎么會中龐統(tǒng)的連環(huán)計？原來龐統(tǒng)授計之后，曹操手下即有謀士提醒，連環(huán)策固然可以穩(wěn)船，但要防備對手火攻。曹操回應，火攻要借風，當時隆冬時節(jié)，有西風北風，沒有東風南風，而曹軍居于西北之上，若吳軍用火攻，豈不是燒了自己？這說明，曹操知道火攻的危險，他只是看錯了一項約束條件——風向。是的，黃蓋之所以能夠點著曹軍水寨，是因為諸葛亮在七星壇祭來了東南風。

如果把這段故事里的陰謀論元素全部去掉，固定匯率主張就是當代的連環(huán)策?？陀^衡量，用固定匯率把多國貨幣連成一體，正如用鐵環(huán)把多個搖晃的船只連成一體，當然有很多好處。問題是獲取好處要不要付出代價，而更致命的問題是所有收益成本得以實現的關鍵約束條件。我們下周審查，當今世界刮的究竟是什么風？■

（此為匯率與貨幣系列評論之九；本文首先發(fā)表于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