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9月9日報道稱，“河南男子因警察藏匿證據被以強奸搶劫罪判死緩”。9月8日晚，商丘市公安局向媒體發(fā)布了題為《知錯即改有錯必糾商丘政法機關主動查究一起錯案》的通稿，稱政法機關主動查究了張振風等5人涉嫌入室搶劫案?！澳壳埃诒景競赊k中不依法履行職責的7名相關責任人中，1人已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6人已被停職，正在接受紀檢、檢察機關的調查”。

已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的那位責任人員，即柘城縣公安局刑警大隊副大隊長余鵬飛。警方曾抽取張振風的血液與受害人體內殘留精液進行DNA比對，鑒定結論排除了張的強奸犯罪嫌疑，但該結論被這位警官隱匿起來了，張于是被判處死緩。

對此，與其就此表示震驚、憤慨和譴責，不如深入探討一番如何避免枉法事件的問題?！?a href="http://www.luxwatt.cn/flcs/list_36.html" target="_blank" class="keywordlink">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規(guī)定：司法工作人員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訴、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或者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jié)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余鵬飛警官，也許還有其他人，蓄意讓無辜者面對死刑判決，當屬情節(jié)特別嚴重、性質極端惡劣，其徇私枉法罪絕難逃脫。但是，若僅加此一項罪種，并沒有對其特殊的作案手段實行制裁。對這一案件，至少還涉嫌枉法罪、刑訊逼供罪、偽證罪。據《南方都市報》9月9日的報道，警察找人辨認“兇犯”的過程中尚有作弊行為，還將能證明“罪犯”不在作案現(xiàn)場的證人、證言排除于審判過程之外，若此，有關司法人員也涉嫌“妨害作證罪”。

問題是，盡管警察確實做了偽證并導致死緩判決，《刑事訴訟法》也規(guī)定了“凡是偽造證據、隱匿證據或者毀滅證據的，無論屬于何方，必須受法律追究”，然而，現(xiàn)行《刑法》中卻不存在“警察偽證罪”這個罪種。

“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是指在訴訟活動中，唆使、協(xié)助當事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情節(jié)嚴重的行為。此案中的司法人員不是“幫助”當事人，所以，此罪名明顯不適用于此案。

而“偽證罪”，是指在刑事訴訟中，證人、鑒定人、記錄人和翻譯人對與案件有重要關系的情節(jié)，故意作虛假證明、鑒定、記錄、翻譯，意圖陷害他人或者隱匿罪證的行為。這就是說，偽證罪的主體不包括并非上述“四種人”的偵查、檢察、審判人員。

我國法學界流行一種理論，認為偽證罪侵犯的是國家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這一單一客體，還說隱匿罪證的偽證犯罪行為不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對照警察藏匿無罪證據假行司法活動的事實，此說恐怕是站不住腳的。

公眾已經知道“律師偽證”不得了，其實，警察偽證的危害比律師偽證不知要大多少倍。僅在河南商丘地區(qū)，今年內就爆出抓精神病患者抵殺人罪冤案、趙作海冤案、張振風等5人冤案，這些可陷人于死地的冤獄，均由警察實際上犯下的偽證罪造就。

承辦案件的偵查人員不能同時充當本案的證人，這是得到我國現(xiàn)行刑事訴訟法支持的，本土傳統(tǒng)的訴訟理論，也反對偵查人員為所辦案件出庭作證。然而，無論如何，都抹殺不了“辦案警察往往是最關鍵證人”這一基本事實。警察發(fā)現(xiàn)、取舍、制造、變造、提交或藏匿證據，尋找并指定、影響證人，而偵查階段的證據鏈一旦形成，無論真?zhèn)位虺浞峙c否，介入刑事訴訟的其他人則難以改正與動搖“警察證據”。刑訊逼供之所以久禁而不止，原因正是警察“主觀取證”的努力，通常成為“破案成果”和最終判決的決定因素。

一方面是警察偽證案多發(fā)，一方面鮮見針對性判決，此情狀絕非正常。懲戒警察偽證行為對司法公正和保障國民權利很重要，在這方面容不得無法可依或法規(guī)紕漏現(xiàn)象存在。因此，審視我國的“證人理論”，設立“警察偽證罪”應為題中應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