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國務院法制辦1月29日公布《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征求意見稿)》至今已逾半年，但以此征求意見稿為藍本的新“拆遷條例”卻遲遲未見正式出臺。據(jù)媒體最新報道，由于地方政府游說力量巨大，該項條例的修訂出現(xiàn)實質(zhì)性停擺——更加傾向于在現(xiàn)有條件下，作出技術性的調(diào)整，而非制度性安排。由社會各方推動的第三次修改拆遷條例的努力“或已胎死腹中”。

學者的奔走和輿論的呼吁恍如昨日，半年前討論的熱度尚未完全散去，關于新“拆遷條例”難產(chǎn)的消息便徑自給熱望的公眾迎頭澆了一盆冷水。在法規(guī)空缺的后拆遷時代，盡管國務院辦公廳于5月15日發(fā)出《緊急通知》，要求“一律不得實施強制拆遷”，但各地突擊拆遷、暴力拆遷事件仍層出不窮。王才亮律師近日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在原條例已經(jīng)廢止、新條例尚未出臺的空當，“許多地方政府撕去了裁判員的面具，毫無顧忌地下場參賽，各種拆遷‘指揮部’應運而生。政府張貼的‘大拆遷’標語到處可見，其氣氛早超過了2004年初的湖南嘉禾縣”。

我們當然愿意相信所謂“已胎死腹中”是沒有根據(jù)的空穴來風，但檢視新“拆遷條例”從啟動到征求意見、再到至今杳無音信的整個過程，不能不讓人對新“拆遷條例”的順利出臺充滿疑慮。國家立法當然不是小事，在過程中足夠的謹慎也無可厚非，但對立法進展(甚或困境)進行必要的信息公開，卻是再基本不過的程序性要求。

去年12月，北京大學沈巋、王錫鋅、陳端洪、錢明星、姜明安五學者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對《城市房屋拆遷條例》進行違憲審查。以此為開端，在學界與輿論的共同推動之下，《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征求意見稿)》以還算快的速度出臺。原本以為，征求意見稿的順利出臺，以及相關部門官員多次態(tài)度堅決的表態(tài)，足以預示著備受詬病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終將真正進入廢止倒計時。但在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之后，竟然就生生戛然而止了——再未看到有關部門對征求意見情況進行任何形式的公開與說明。

條例修訂進入只能靠“相關知情人透露”來妄自揣測的不可知階段，這當然是幾十年來立法的常態(tài)，但在不斷倡導公開透明的大氛圍之下又顯得那么突兀、那么不合時宜。盡管存在征求意見稿的公眾參與度不夠等問題，但哪怕就是在現(xiàn)有收到的6萬多條相關意見和建議中，究竟有多少爭論，各方對條例修訂有怎樣的意見反饋，公眾也無從獲知。徒有公開征求意見之形式，卻終究罔顧立法公開的宗旨性要求，依舊延用舊有的閉門造車套路，任憑社會公眾對立法進展牽腸掛肚，這種與現(xiàn)代法治理念背道而馳的舊有傳統(tǒng)必須停止。

更為嚴重的是，以征求意見形式開始的條例修訂，依舊沒有在實質(zhì)上根除立法博弈的暗箱化操作頑疾。立法的過程本身就是各方利益充分博弈的過程，這原本無可厚非。但目前的問題在于，對立法真正能夠施加影響的往往卻只有所謂“相關利益階層的游說”，而普通民眾的話語空間與渠道得不到制度性的確保。不僅如此，即使在征求意見階段僥幸得以表達的學者觀點和民眾訴求，在草案修改以及最終定稿的階段依舊處于無法確定性參與的尷尬狀態(tài)。面向社會征求意見最終只是成為立法民主的幌子，能夠?qū)嵸|(zhì)上左右立法進退的，依舊還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相關利益階層”，和他們那現(xiàn)在看來依舊強勢的私下游說。

新“拆遷條例”貌似難產(chǎn)，但對拆遷問題進行制度性的一體安排，仍然應當是不能回避和妥協(xié)的路徑選擇。僅從有關部委近期對拆遷問題的諸多“技術性調(diào)整”的施行效果來看，縱使文件措辭再如何強硬，也無法阻擋地方政府的政績和利益沖動，暴力拆遷個案依舊頻頻見諸報端。公權(quán)運作的肆意有賴新法的糾偏，而私權(quán)淪陷的境遇也終究需要立法的根本改善。

半年來的新法修訂，能夠給我們提供的是太多需要記取的教訓，和太多亟待直面的問題：制度化表達平臺的長期缺位，公平、有效的立法博弈渠道的不暢通，原來不僅無法讓法律的制定過程實現(xiàn)充分民主與足夠正義，甚至無法從形式上滿足公眾對立法過程的起碼關注。新法出臺盡管阻力重重，但問題解決的希望，仍然在于制度化的設計和安排，別無出路可供改弦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