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印發(fā)了《關于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guī)定》和《關于領導干部報告?zhèn)€人有關事項的規(guī)定》。這兩項法規(guī)出臺，其針對性和現實性清晰可見，顯示出政府在加強廉政建設方面的決心。盡管此兩項規(guī)定還不能視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卻向最終建立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邁出了實質的一步。

此兩項法規(guī)所指，是近幾年為公眾詬病的所謂“裸官”。2006年6月，涉案金額上億元的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長周金伙，在被中紀委“雙規(guī)”前逃往境外。據報道，周金伙之妻陳淑貞在案發(fā)前已移居美國并持有綠卡，為周金伙外逃做好鋪墊；陜西省原政協副主席龐家鈺，2008年因受賄罪和玩忽職守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其妻兒早在龐大權在握時就已經移民加拿大。不時發(fā)生的此類事件可以見出，官員某種腐敗的固定路徑已經形成：利用目前我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不健全，公務員管理機制中審查和監(jiān)督的種種漏洞，發(fā)明出一種“妻離子散”的財富轉移路線。

實際上，“裸官”的根本問題不在于家屬移民或留學，而在于法律制度層面對官員財產狀況以及利益關系審查、限制不力，在于這種不力造成的巨額財富流失。政府在協調威權國家與正在自由化的社會之間的沖突的這種力不從心，加劇了社會緊張局勢乃至造成政權合法性危機。

去年2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網民在線交流時曾明確表示，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建議是正確的。今年兩會期間，國家監(jiān)察部部長、中紀委副書記、國家預防腐敗局局長馬馼表示，雖然今年內不會出臺官員財產申報的強制性措施，但是會先完善落實好領導干部報告事項中新增加的內容，包括住房、投資、配偶子女就業(yè)情況。近期發(fā)布的這兩項規(guī)定印證了馬馼的這番官方表態(tài)。

其實，早在1997年，中辦、國辦就印發(fā)了《關于領導干部報告?zhèn)€人重大事項的規(guī)定》，《規(guī)定》把“本人、子女與外國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國(境)定居的情況”作為領導干部應當報告的事項之一。這些規(guī)定或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從隨后持續(xù)加劇的腐敗現象來看，效果卻不甚理想。究其原因，有人認為是沒有相對獨立的負責申報制度的執(zhí)行機關，制度的實施缺乏統(tǒng)一性和強制性；也有人認為，執(zhí)行過程缺乏透明度和外力約束，球員與守門員都是“自己人”，這就給“裸官”制造了便利條件。

2009年11月25日，深圳市委市政府頒布實施了《關于加強黨政正職監(jiān)督的暫行規(guī)定》，強調凡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在國(境)外定居或者加入外國國籍或者取得國(境)外永久居留權的，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部門的班子成員。這些舉措自然值得肯定乃至喝彩，不過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承認這些舉措是充滿長官個人意志的局部自選動作，道德色彩濃重，缺乏法制保障。

要走出這些形形色色的“地方規(guī)定”或國家“暫行規(guī)定”的局限，仍然在于爭取相關立法完善以及執(zhí)法機關的獨立性。今年全國兩會，人大代表、重慶律師協會副會長韓德云第五次提交“公務員財產申報法”議案。有關部門官員隨后表態(tài)說，“但是由于改革開放的形勢下，各種各樣的原因造成‘裸官’的情況，就對這些同志高度不信任，恐怕也不行?！边@似乎暗示了“公務員財產申報法”難產的內在邏輯：既有利益格局已經形成，造成對立法的阻力，而害怕破壞同志“信任”的顧慮則顯示出當前體制的人治痕跡，以及對“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一說法的陌生。所以，如果能看到政治問責機制失效已經導致腐敗蔓延以及權力與資本之間的勾結，要彌補這一源于制度性失敗的治理惡化，必須盡快啟動相關申報制度立法程序，除此別無它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