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關于“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話題引發(fā)熱議，但中國社科院財貿(mào)所研究員楊志勇對該話題的一番見解卻招來一片罵聲，他認為在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實施過程中，政府的作用在于率先增加公務員工資，并帶動企業(yè)等社會階層向政府部門看齊。

我們知道，匯率理論中有一個概念，叫做“盯住”，比如香港的聯(lián)系匯率制，就是讓港元盯住美元，美元怎么變，港元就亦步亦趨。因此，簡單的理解，楊志勇大概是想讓公務員工資充當“美元”的角色，而讓非公務員工資去盯住。有人也說了，楊志勇的話雖“不正確”，但卻是很中國特色的“真話”，要是連公務員都沒漲的話，其他人的工資好意思漲嗎？可是，先增收帶動后增收，最后實現(xiàn)共同增長，乍聽起來有些道理，卻經(jīng)不起推敲。

港元盯住美元是有港府信用做背書的，而非公務員工資盯住公務員工資有何強力的擔保？這還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公務員工資一漲，事業(yè)單位人員的工資大概就得隨著漲，國有壟斷企業(yè)員工的工資也得緊跟，沒說的，一個是吃財政飯，一個是吃壟斷飯，不漲沒天理?？墒窃偻缶碗y說了，這只是示范，又不是板上釘釘?shù)墓べY法，企業(yè)跟與不跟全憑覺悟。公務員漲了又怎樣，誰不知道公務員是天下第一美差，怎么能跟人家比呢？

收入倍增，需要的是政府去推動，而不是做示范。在制約國民收入大幅增長的諸多因素中，制度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比如農(nóng)民工為什么總是拿著與自己勞動貢獻價值遠遠無法匹配的低收入呢？這斷不是因為農(nóng)村勞動力近乎于無窮供應這樣簡單的經(jīng)濟現(xiàn)實，而是在工資協(xié)商制度上，資方處于絕對強勢，勞方則是處于絕對弱勢，按照經(jīng)濟學家陳志武的闡釋，勞方在交易中是“非自愿的、被強迫的”，因為沒有選擇的自由。因此，政府雖不能微觀指導企業(yè)的薪金政策，卻能在宏觀層面、在制度層面去施加影響。令人欣慰的是，在這方面，政府已經(jīng)有所行動，全國總工會的統(tǒng)計顯示，全國已有13個省(區(qū)、市)以黨委或政府名義下發(fā)文件，推動開展工資集體協(xié)商工作。

同時，增加收入不能光想著加法，也有減法，即降低稅負，同樣也是增加可支配收入的手段。提高起征點、降低個稅，都能直接增加個人收入，而且通過降低企業(yè)稅負，也可以間接保證企業(yè)有給個人加薪的空間。在這方面，無需讓公務員同志爭做模范，就看政府有沒有這個決心，降低自己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讓利于民。

曾經(jīng)有一個很簡短、很中國的黑色幽默：讓領導同志先走。而讓工資福利高高在上的公務員在收入倍增計劃中先行一步，則不啻為另一個黑色幽默。一個是享受底薪7000 元的深圳市公務員，一個是拿著1000元左右最低工資標準的深圳富士康員工，誰更該先搭上收入倍增的順風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