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法出臺了《人民法院涉訴信訪案件終結辦法》。對全國的重點重復信訪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程序終結；對地方的信訪老戶案件，由各高級人民法院進 行終結，報最高人民法院登記備案。兩級法院終結的案件，統(tǒng)一匯總報中央政法委和中央有關信訪部門，終結的案件不再重復辦理，人民法院將協助新的責任單位做好化解穩(wěn)控工作。

我認為用通俗的話來解讀最高法這一舉措是：對案件的審判結果不能沒完沒了地信訪，一定要有一個叫“OVER”的時候。按照司法邏輯來說，這世上不應該有無限延續(xù)下去無法終結的案件。因此，任何一個國家的司法機構，都有終審的程序，無論多大的案子，總要有一個機構最后說：這樣判了，此案了結。我國司法機構是兩審定讞，為了更好地維護法律公正，還在兩審終結之外再加了道保險鎖，在某些情形下，兩審終結后當事人還可提出申訴。應該說，從司法程序的設計上，公民有暢通、完備的救濟渠道。

人常說，法院是最后講理的地方。那么，從這段話可以推導出：法院也是對一個案件一錘定音的地方。然而在現實中，確實有不少公民，因一些案件，重復信訪，哪怕經歷了初審、再審乃至申訴，還覺得不服氣，不公平，于是一直信訪下去，有的甚至長達數十年。這樣的信訪案件中，當然有不少確是司法裁判不公，但也必須承認，有些案件是信訪者基于自身立場，對法律的理解有偏差從而不能接受裁決，總認為只要持之以恒、堅忍不拔地信訪下去，總有翻案的一天。如此，不但嚴重地浪費司法資源，也增加了社會成本。從司法的權威和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來考慮，對重復信訪進行“程序終結”似有必要。

然而，在當前的社會背景下，我擔憂這種“程序終結”一旦推行，有可能會陷入一種越維越不穩(wěn)的“維穩(wěn)悖論”。當下全國有這么多重復信訪案件，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國的司法公信力不夠，在某些地方，甚至可以說遇到嚴重的危機。因一些案件審判不公，當事人希望上訪討個公道，這樣的案例一多，那么司法公信力受到極大影響，即使一些審得公正的案件，一方當事人認為自己吃虧了，也當然地懷疑審判不公，也走上上訪之路。如此，司法公信力不足導致重復上訪增多，重復上訪增多又進一步加大司法公信力危機，惡性循環(huán)下去。

這種惡性循環(huán)的造成，主要原因并不是中國法院系統(tǒng)審判人員專業(yè)水平普遍不高，而是司法審判活動很難獨立地進行，不能獨立，自然很難中立公允。不論我們如何評價今天歐美和日韓等國家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權力相互制約的制度設計，但從政治常識來說，不同的公權力之間確實需要相互監(jiān)督和制約，否則一定會產生腐敗。盡管，我國從上到下的司法機構，無人公開否定法官應獨立進行“審判活動”。但整個政治制度使法官獨立判案只能是一種美好的想象，就如我國古代儒家圣賢幻想在皇權制度下建立起一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桃花源”。單個法官的審判活動受制于合議庭，合議庭受制于法院領導，法院領導受制于當地黨政一把手。-----在我國，各地實際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并不是當地人大，而是當地黨委的常委會，書記是一把手即所謂的“班長”，這個“班長”對轄區(qū)內幾乎所有的公權力活動都擁有最后裁決權，行政首長和法、檢兩家首長都得聽他的。如此，黨政權力干涉司法，甚至審判機構為長官意志背書的例子比比皆是。

對這種政治構架，多數中國人是明白的。只要這樣的構架依然存在，法院系統(tǒng)對案件作出“程序終結”的決定能否有權威性，我表示懷疑。那些因案件重復上訪的人接到“程序終結”的決定后，并不會自然地服從。其中一些人一定會在司法程序之外去“討個公道”，因為大家都知道，法院沒什么權威，他們會聽更大的官員，那么就會想辦法去找更大的黨政官員鳴冤叫屈。如此，矛盾并沒有得到解決，司法的公信力也不會因此有什么改善。只是信訪的壓力從法院系統(tǒng)轉移到其他機構，甚至更加集中于高層黨政機關。那么，“人民法院將協助新的責任單位做好化解穩(wěn)控工作”如何實現呢？會不會使暴力“截訪”、暴力“息訪”更加突出呢？

要減少重復上訪案件，根本上還是要提高司法公信力，但司法公信力的提高，顯然不可能僅在司法層面進行改革就能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