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與政治力都不利于G20就恢復全球經濟平衡達成協(xié)議

● 1985年標志金融意義的廣場協(xié)議，令日本及各國妥協(xié)的磕碰發(fā)展至今

● 各國各自為政的利率新政引發(fā)貿易保護主義上升，貨幣過余或不足的更大差異

● 中國不依然在進行全民的“招商引資，出口創(chuàng)匯”、依然在堆積龐大的外匯儲備……

承蒙中國在金融海嘯后近三年來首次調高利率，G20國集團會議將就恢復全球經濟平衡發(fā)展達成大妥協(xié)（grand bargain）的臆測，更是人心所向、全球矚目。目前，日本、韓國、泰國、巴西、印度、澳大利亞等國紛紛出手干預匯率和資本市場；人民幣應該會隨中國升息而升值，而人民幣匯率正是大妥協(xié)的重要成因之一。美國聯(lián)邦儲備委員會（FED，美聯(lián)儲的縮寫）在實施第二輪量化寬松時透露出將“有所節(jié)制”的風聲，或許表明美國和中國之間存在條件交換——中國很擔心美元繼續(xù)不停的跌下去。中國與美國之間，不管是人民幣升值，還是美元不繼續(xù)歷史貶值等等等，都需要一個、又一個的協(xié)議來大家共同遵守。 也許真有全球更大的什么要事正等待G20峰會來醞釀、協(xié)議和解決。如果G20會議不只是夸夸其談，能聚集各國領袖們的高度驚人的智慧，而是對損害全球經濟的經常帳失衡開出一帖藥方，那么它將改寫朽掉的歷史。但現(xiàn)在是，全球第一國際貨幣的主宰者美國，能放下美元自布什時期就開始的貶值嗎？中國能根源改變它的發(fā)展模式嗎？高收入國家能象新加坡那樣硬挺美元而堅守原有的貨幣價值嗎？金融海嘯之后富國與新興國家怎樣在貨幣上采取一致的步伐？G20是一個龐大的國家組織，各國都帶著自己國家的目的而來，大家各國的利益怎樣一致？

A、G20怎樣共識？

這就是歷史的麻煩所在。1985年9月簽署的廣場協(xié)議被視為全球經濟協(xié)作的典范，當年簽字的五個國家就有不同利益。當年美國處境和今日類似，都面臨國內的強大壓力要求政府通過壓低美元匯率來削減經常帳赤字和增加制造業(yè)就業(yè)。當年的日本和西德同時坐擁龐大順差，或許希望維持弱勢匯率帶來的競爭力優(yōu)勢。但是，它們至少認識到美國國內的政治力量，最終簽署了這份讓日圓和德國馬克匯率飆漲的廣場協(xié)議。但全球最多人口的中國卻看到了“廣場協(xié)議”對中國的巨大恐懼，說是當今日本的衰敗來源與“廣場協(xié)議”，其實日本就根本沒感覺到來自中國的這種切膚之痛。中國、一黨執(zhí)政的共產黨怕被人裝進“口袋里”，更怕遭人“暗算”，因早期的共產黨就是靠“暗算”起家、壯大起來的。在今日全球，怕陽光的社會更可怕，更可怕權力不再陽光下運行——61年的中國依然不是一個“法制國家”，中國怎樣建樹一個融于全球世界的“法制國家”？

對比之下，由發(fā)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組成的G20要大得多，是一個頗為不同的組織。的確，G20不同凡響，盡管沒有任何合法的“游戲規(guī)則”，卻一誕生就取代七國集團（G7）成為最主要的國際經濟政策論壇，成為一種全球不成文的國際“共識”。在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嘯期間協(xié)調各國經濟刺激政策，為其贏得國際場合一致的贊譽。但G20怎樣繼續(xù)走下去？要不要當然的游戲規(guī)則？怎樣繼續(xù)走下去？這是G20需要重大建樹之根源。 作為G20中實際上的二號成員國，中國很在意美國的政治主導的敏感性。但正如中國領導人屢次強調的那樣，中國仍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必須不斷創(chuàng)造就業(yè)以保持社會穩(wěn)定。而這種穩(wěn)定，其根源是其“法制國家”的源頭建設，而不大可能是G20如何達成的“共識”所及。 中國是一個不愿冒險的威權國家，往往把本國、本黨的利益放在全球各國的利益之上。有認為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大會失敗的結果，浮現(xiàn)在人們的腦海里，最后沒有達成任何“共識”。在當今，金融海嘯后全球尖端的匯率政策上，中國的立場更是審慎和漸進主義，與全球絕大多數(shù)國家的方向所離異。沒有“法制國家”建樹的中國，是一個危險四伏、困局無限的風險極大國家。 此外，中國從“廣場協(xié)議”中汲取了深刻教訓是：該協(xié)議簽署后，日元升值，同時日本采取赤字支出和寬松貨幣——全球最寬松的貨幣政策，這催生了日本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的泡沫，當泡沫破滅之後，日本陷入長達20年的經濟停滯和實際上的通貨緊縮。與其說近25年日本泡沫，倒不如說25年前的激進；日本宏觀大略的成長和崛起，是全球各國有目共睹的，近1.3億人的日本，創(chuàng)造了全球最快、由窮到富的大變到質變；是中國最應該學習的增長方式，就是日本那種，最簡潔、最節(jié)約、最環(huán)保的發(fā)展模式，而不是美國那種的大放、大開銷發(fā)展模式。

B、中國與全球分歧

中國的各級最高“領導人”，本就不會面臨著全國公民權力的“選舉”問題，不過若要和美國財長蓋特納簽署類似的妥協(xié)協(xié)議，也會面臨強烈的反對。中國要不要融入世界，達成一種各個國家都要遵守的“游戲規(guī)則” ，這是全球都需要面對的新問題。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和國際事務教授Harold James說：很明顯，日本泡沫及其破滅有著更為復雜的原因，不能簡單地歸因于1985年的貨幣、財政政策和“廣場協(xié)議”，連日本自己也不這樣看，中國豈不是杞人憂天嗎？不過，這是通過國際努力解決持續(xù)經常賬盈馀最具有戲劇性的一個例子，這個事實給當前關于如何恰當應對中國經常賬盈馀的辯論投下了歷史“前車之鑒”的陰影。

害怕、拒絕“廣場協(xié)議”，那么只能在今日展開各個國家間之間的匯率混戰(zhàn)。過去“廣場協(xié)議”后的二十五年經驗確實表明，很難通過設計國際機制的某種方式來改變政策，借以修正經常市場、匯率表現(xiàn)的失衡。美元畢竟是一個國家的主權貨幣，不是一種廣義上的國際貨幣，沒有任何國際義務可承擔。既然是一個國家的主權貨幣，它的利益當然是這個國家，想要美元為世界各國的利益而做出一些犧牲，怕很難、也無法辦到，更沒有國際環(huán)境下的這種可行機制。

1978年G7波恩峰會施壓西德和日本，要求兩國通過擴張財政政策充當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其結果只是導致了通脹，也間接導致了西德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的下臺，致使日元成為全球最堅挺貨幣20多年。過去的經驗顯然歷史的表明，需要采取一種更高明的方式來促成匯率調整、更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及財政政策，而不是通過施加巨大壓力。由于富國與新興國家的財富根源、堆積不同，而現(xiàn)在“更寬松”的貨幣策略，令到新興國家市場升值、貨幣泛濫成災、一發(fā)而難收。而沒有任何“游戲規(guī)則”的G20，又怎樣調節(jié)這富國與“新興國家”之間的財富距離、貨幣差距、利率不同？

更有甚者：調節(jié)“中國特色”，有異于世界各國G20之外，這到底有多大可能？

C、IMF的舉世警告

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導的雙向政策評估，就是這樣的一個方式。但實務層面上，IMF能夠對美國或中國發(fā)揮多少影響力呢？ 要讓中國改變經濟成長模式，簡直就是難于上青天，且中國的增長模式全球獨一兀立。就是說，改變中國的“增長模式”，必須從根源改變中國根深蒂固的政治布局和國家體制，而這種政治布局又與重點扶植沿海出口導向、“特區(qū)”功能制造業(yè)、重視投資勝過消費的作法強烈掛鉤。

“在中國和其他順差國家，就像逆差國家的情形一樣，調節(jié)平衡意味著對經濟、乃至于政治及社會的重心作出根源性的改變?！泵绹鸫髮W教授Jeffry Frieden指出。Frieden認為，人民幣爭議愈演愈烈，是全球金融危機所引發(fā)、并且將深化的國內與國際沖突的縮影。他認為，各國政府可能會將關注重心轉向國內，因為選民對國內事務的關切更甚于全球經濟合作。為什么，中國又何以不關注一下國內的民生、讓中國公民的生活上一個新的高臺階？

在全球今天——2011到來的基本面上，阻止“流動性”泛濫（美、日都在極力放大貨幣流動性）和加速“人民幣升值”，有一樣舉世雙重的尖峰艱難，因為這是當今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與第二大經濟體的較量。這就是10月22日G20財長韓國會議及11月11-12日首爾峰會的重大任務。據(jù)世界銀行估計，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貿易衰退的2%可歸咎于保護主義升高，相比之下，1930年代大蕭條期間所占比例則高達約五成。但這并不表示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不論全球產業(yè)鏈有多么發(fā)達，也不管中國崛起多么宏偉，還要不要G20的“共識”？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未來問題。

和1930年代一樣，“大蕭條”造成全球經濟活動崩崩潰，每個國家都會面臨同樣的災難性后果，美國、中國、世界各國幾乎無一幸免。第一次全球金融海嘯也是如此，只不過沒有象1930年代那樣繼續(xù)肆虐、洪災泛濫下去，但這種洪水猛獸不是不會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