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虧損時挨罵，為什么國企賺錢了還挨罵？”這曾是國資委前主任李榮融的困惑和委屈。最近，剛剛公布的“最賺錢央企”榜單再次遭遇了外界的批評。

從國資委披露的108家央企2009年度的經營情況來看，中國移動以利潤總額1484.7億元再次成為“最賺錢的央企”，中石油、中石化緊隨其后。而A股市場上，以工商銀行領頭的前20家最賺錢的上市公司中竟沒有一家民企，從近期公布的中國500強榜單看，年營業(yè)收入上千億元的63家企業(yè)中，僅有幾家非公有制企業(yè)。

最讓公眾不滿的是這些最賺錢的公司又恰恰是最吝嗇的“鐵公雞”，繳稅、分紅和股權劃轉社保時斤斤計較，這讓人們普遍對全民所有制的國企產生了疑問：國企是誰的企業(yè)？國企應不應該有暴利？國企的利潤該如何使用？

之所以國企在賺錢時仍然挨罵，主要是由于國企利潤上繳的太少，反哺和惠及民生的力度不夠，國企沒有盡到應有的社會責任。同時，這些“最賺錢的央企”賺取的利潤并非公平市場競爭所得，而是依靠資源壟斷和行政定價獲取的超額壟斷利潤，但幾乎每年都要求國家財政補貼上百億元，石油巨頭的行業(yè)壟斷迫使政策頻頻妥協；再比如A股市場中的前10家最賺錢的上市公司中有好幾家是國有商業(yè)銀行，而他們恰恰又是向股市伸手圈錢最多、融資最頻繁的企業(yè)，2010年可以說是中國銀行業(yè)群體性圈錢之年，農業(yè)銀行千億元融資之旅剛剛結束，光大銀行又“光”速上市，接著工行、建行、中行和交行這四大行又要進行2870億元的行政式融資，其他股份制商業(yè)銀行也借彌補資本金躍躍欲試。

由此看來，“最賺錢的央企”其實都是被“圈養(yǎng)”出來的，而國際上最賺錢的企業(yè)大多是最有創(chuàng)新能力、運作高效、真正在市場中打拼賺取高額利潤的企業(yè)。

國企的暴利除了壟斷定價和行政“圈養(yǎng)”獲取利潤之外，最關鍵的是國企利潤中隱藏了租金的成分，從而無償使用了資源要素，也變相降低了成本，迫使非公企業(yè)無法與之競爭，從而獲取壟斷利潤。用經濟學者張曙光的話來說，“應該先收租，后分利”。張曙光認為，國家與國有企業(yè)的利益分配關系是通過稅收、利潤和租金三個經濟范疇表現出來的。稅收是政府提供服務的報酬，利潤是投資者的回報，租金是資源要素的價格，更接近于成本的范疇。因此企業(yè)經營總收入應該要扣除成本，向國家上繳資源使用的租金，然后再從毛利中提出稅收，最后才是凈利潤的分配。

而目前國企將稅收、利潤、租金“煮成了一鍋粥”，刻意隱去了資源租金而放大了利潤，結果將資源租金變成了“保姆”的個人貢獻。這實際上也是國家進行一種變相的利益輸送，在國企困難時，國家放棄租金來扶持國企發(fā)展情有可原，但今天國企已成為最賺錢的企業(yè)時，如果國家再繼續(xù)放棄資源租金收入，會變相擠出非公企業(yè)在市場中的競爭，會幫助大而不強的國企長期保持低效、壟斷的暴利地位。

雖然央企已從2006年開始繳納利潤，2007年12月11日財政部和國資委發(fā)布的《中央企業(yè)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暫行辦法》，進一步明確了國有資產收益要按照一定比例上繳：一是資源型國企上交的比率為10%；二是一般競爭性國企上交5%；三是軍工、轉制科研院所國企暫緩三年上交或者免交。但國企上繳的利潤與其龐大的收入相比不過是九牛一毛，如果繼續(xù)忽略資源租金部分，最終會養(yǎng)肥一幫“保姆”，他們會成為阻礙中國市場經濟下一輪改革的重要因素。

據估算，中國國有農場和大中型國企占有的土地租金加上煤炭、石油的資源租金約3796億元，如果再加上城市土地、其他礦產、電信頻道、人文景觀等資源，全部租金每年可達上萬億元。如果這個數據是真實的，那么如此巨額的資源租金再不上繳則是國有資源的巨大損失。

當務之急，應號召國資管理部門盡快厘清稅收、利潤和租金這三個概念，同時對一些產權復雜、關系模糊的國有資產及時界定。然后依次進行分配，在扣除成本環(huán)節(jié)要強制國企上繳資源租金，以彌補社保和用于公共服務、環(huán)境保護等開支。在收取資源租金時可考慮降低企業(yè)稅收，從而也會給非公企業(yè)減負和增加市場競爭力。

其次，主管部門應該立即放棄對央企或超大國企的“圈養(yǎng)”。既然已經是上市公司了，就應該讓他們成為一個獨立的企業(yè)主體，讓他們自由參與市場的競爭和淘汰。如果老把他們供養(yǎng)起來，其他的民營企業(yè)根本無法與這些“圈養(yǎng)”的公司競爭，這些公司將永遠不倒，永遠是最賺錢的公司，此舉會對其他非公企業(yè)的投資、利潤、市場競爭等會產生一系列的擠出效應，也會阻礙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如果在5年之后中國的央企仍然是“最賺錢的上市公司”，則意味著此輪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宣告失敗。

第三，應盡快打破國企壟斷的格局，不能再對競爭性領域實施牌照壟斷和限制非公資本進入。比如金融、電信等應該適當放開經營牌照，讓民間資本適當介入，以增加市場的競爭主體，避免霸王條款的誕生和有效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因為，他們賺得越多，老百姓的消費成本就越高，放棄對國企的政策“圈養(yǎng)”和減少壟斷可以降低老百姓的生活壓力。

第四，不能再給國企上市融資“開綠燈”，政策應該鼓勵和支持創(chuàng)新型企業(yè)、中小型企業(yè)上市融資。因為大型國企最缺的不是錢，而最缺錢的民營企業(yè)和中小型企業(yè)，如果資本市場對國企一路“開綠燈”會讓很多民企和新興戰(zhàn)略型企業(yè)難以發(fā)展。

第五，應完善國企的公司治理結構，明晰所有權與經營權之間的界限，完善真正意義上的董事會機制，而不是主管部門指揮下的“橡皮圖章”。建議對央企的一把手任命權最好交給國資委，然后國資委采取公開選拔的方式來選擇最有能力、最適合、最優(yōu)秀的職業(yè)經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