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孩子”的遭遇已經(jīng)告訴人們，一部完整的、可行的“慈善法”對于整個公益和慈善事業(yè)來說是多么的迫切

《國際先驅(qū)導報》特約撰稿王嵩 實習記者楊越發(fā)自北京 9月17日，雨，氣溫驟降，北京仿佛一夜入秋。

下午四點，在位于朝陽區(qū)十里堡京港廣場的B座寫字樓的壹基金北京辦公室，踏入辦公室，最先映入視線的是雪白墻上一個大大的“愛”字，這間大約一百平米的辦公室里只有兩三人坐在桌前，整齊的辦公桌以及桌上堆得滿滿當當?shù)奈募凳局@里的繁忙，用玻璃隔開的會議室內(nèi)，兩人在探討著什么。

“已經(jīng)下班了么？感覺人很少的樣子”，記者試著問接待員。

“沒有下班，只是有些人去了別的地方”。接待員回應說。但當?shù)弥浾叩膩硪鈺r，她似乎有些茫然。五天前，李連杰首次面對媒體說出了三年來遭遇的困難、質(zhì)疑和壹基金面臨的夭折可能，由此引起的喧嘩與躁動在這個本應是風暴中心的地方完全看不到蹤影，只有臺風眼般的平靜，甚至可說有些冷清。

雖然說過“真的把困難大聲說出來，真正的困難就砸過來了?！钡钸B杰還是選擇在鏡頭前一吐為快。李連杰幾年來倏忽增長的白發(fā)不僅暗示著壹基金的艱難，也訴說著所有中國民間慈善基金的生存困境。

受到質(zhì)疑的“孩子”

2007年4月，由李連杰一手創(chuàng)立的壹基金計劃正式啟動。作為內(nèi)地首次嘗試的一種公益模式，“壹基金”和中國紅十字會有三年之約。在三年的合同期里，作為私募基金的“壹基金”掛靠在有公開募捐資格的中國紅十字會名下，可借助中國紅十字會的名義向社會公開募捐。到今年年底，三年合同期將至。

在這三年里，壹基金頻頻在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樹地震、甘肅舟曲泥石流等重大災難現(xiàn)場亮相，贏得了良好的社會聲譽，走到今天，已是家喻戶曉。但其成長的道路也并非一帆風順，事實上壹基金一直處于爭議之中。

2008年，因拍賣“5·12”地震后小學廢墟中由四川羅漢寺法師拾到的籃球遺物而引發(fā)的“洛城之球”事件，一度讓壹基金陷入一場被批評為“自作主張，將眾人的心愿歸結為一家所有”的非議中。

之后基金發(fā)起人李連杰的新加坡國籍、上海以及奢侈的生活也都是眾人議論的熱點。對此，李連杰引述達沃斯創(chuàng)始人施瓦布的話回答：世界上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德蘭莎修女，用她無私的愛的奉獻去傳遞愛；另一種是比爾·蓋茨，他用他的財富杠桿用最大的量化去幫助人，而壹基金是采用了他們兩個人中間的一種模式。

還記得李連杰曾經(jīng)在一次采訪對話中說道：“我一直告訴我們的團隊，沒有困難要我們干嘛？”

三年的苦心經(jīng)營，讓壹基金在社會上形成一定影響和號召力。但誰也沒有想到李連杰會在壹基金做得風生水起時，對外吐露壹基金的困境。

“壹基金會中斷嗎？”

“有可能?！?/p>

“會有這么嚴重嗎？”

“有，你和我，我們都不能理解的嚴重性?！?/p>

這段央視主持人柴靜專訪李連杰的對話，乍聽起來讓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議。不過，李連杰的話確實說到了痛處。節(jié)目中，李連杰坦言，壹基金是一個已經(jīng)生了的孩子，但是沒有身份證，身份和法律結構模糊，這在和他人的合作中會帶來很多問題，“這孩子雖然還健健康康的，但它沒有身份證，沒上學，在月子里沒事，可目前它就會被希望中國公益慈善事業(yè)更加專業(yè)化、透明化發(fā)展的人質(zhì)疑了?！?/p>

身份之痛

身份問題正是限制壹基金繼續(xù)下去的最大困境。身份得不到認可，發(fā)展就更談不上了，壹基金正是這樣一個“黑孩子”。

事實上，壹基金在中國大陸首先甚至不是一家基金會，2007年它在京正式啟動時的全稱應叫做“中國紅十字會李連杰壹基金計劃”，是在中國紅十字總會架構下獨立運作的慈善計劃和專案。直到2008年10月，非公募機制的上海李連杰壹基金公益基金才注冊成立，作為“中國紅十字會李連杰壹基金計劃”的執(zhí)行機構。

從以上擰巴的表述中，不難嗅見壹基金身份的混亂。

為了理解李連杰為什么大費周章的成立兩個同名基金，還要先厘清一對概念：公募基金會和非公募基金會。

按照國務院2004年頒布的《基金會管理條例》，基金會分為面向公眾募捐的基金會，即公募基金會和不得面向公眾募捐的基金會，即非公募基金會。而公募基金會按照募捐的地域范圍，又分為全國性公募基金會和地方性公募基金會。按照《基金會管理條例》，所有新注冊成立的基金會都必須提供“業(yè)務主管單位同意設立的文件”。

雖然沒有法律明文規(guī)定，公募基金會必須公辦，但私人開設公募基金尤其是全國性公募基金極其困難，罕見先例。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可以算是一個特例，但這是由有著國務院、團中央、科協(xié)等國家機關多年深厚背景的魏久明、李啟民、袁正光三位老先生奔走10余年，才在今年初塵埃落定的。這種殊遇遠非尋?；鹚疑萃?。

壹基金為了實現(xiàn)創(chuàng)立的理念，必然要走上全國性公募基金會的道路，在私設公募基金無門的現(xiàn)實下，李連杰選擇“曲線救國”，與中國紅十字總會合作。但這直接導致了壹基金的身份在現(xiàn)有法律制度下的尷尬。

清華大學創(chuàng)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向《國際先驅(qū)導報》記者指出，“這是一個很無奈的擦邊球。李連杰壹基金計劃是掛在紅十字會下的一個專項計劃，以李連杰個人名字命名，應該和企業(yè)基金沒有區(qū)別，只能接受特定群體的捐贈。掛在具有公募資格的資金下面，并不意味著就具有了公募的資格，這是一種無奈，也可以從好的方面理解為創(chuàng)新，其實是在現(xiàn)有制度下的無奈的選擇。這件事反映出的最核心問題是，在我國公募基金會都是官方壟斷的，民間想要成立公募基金會很難?！?/p>

模糊不清的身份，使得掛靠在中國紅十字總會名下的壹基金沒有自己獨立的公章，也無法隨意支配其公募所得的基金賬戶。據(jù)業(yè)內(nèi)人士介紹，掛靠形式下的專項基金想要從事的所有公益活動，都必須通過主管單位蓋章同意。但這一過程異常繁瑣，往往一件事情要蓋很多章才能辦下來，領導出差、開會，只能干等，有時甚至要數(shù)月乃至半年才終獲通過。這種掣肘讓李連杰最初的設想及大有潛力的手機捐款都很難充分施展。

不只是壹基金難“找婆家”

壹基金的困境，其實是中國民間慈善組織的一個縮影?！昂诤⒆印钡膶擂紊矸?，也正是民間慈善組織發(fā)展的障礙。

民間要申請成立公募基金會，首先需要找到業(yè)務主管部門。但民間機構要成為具有公募資格的基金會，最大的問題是找不到業(yè)務主管部門，很多業(yè)務部門不愿意承擔這個責任和風險。因為業(yè)務部門會顧忌到它的“民間性”，怕出現(xiàn)政治上的風險，也怕萬一出現(xiàn)貪污腐敗，會容易激起公憤。如果是自上而下舉辦的話，可控性會比較強。因此，我國現(xiàn)有的公募基金會大多都是有官方背景的，是業(yè)務部門自己自上而下舉辦的基金會。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李華芳撰文指出，“這個被民間稱之為‘找婆家’的難度甚至超過了資金方面的限制。因為作為登記機關的民政部的想法恐怕是，出于‘管理’方便的考慮，最好保持現(xiàn)有的規(guī)模不要動，不增加新的基金會，就不會增加管理上的成本?！?/p>

某種程度上，在中國，一個合法、沒有爭議的基金會身份是一筆頗為難得的財富。前民政部慈善司司長，北師大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亦證實，許多慈善機構因為找不到“婆家”，不得不長期處于地下運作狀態(tài)。能找到的，也不能獨立運作。

究其原因，鄧國勝評價道：“這里有歷史問題。當時主要考慮民政部門沒有專業(yè)能力管理好千差萬別的社會組織，因此，國家采取了雙重管理體制，即成立一個社會組織，首先要找到業(yè)務主管部門，然后才到民政部門登記注冊。這一體制在當時情況下起到一定積極作用，但是這一政策的負面效果正在日益凸顯?！?/p>

除“身份困擾”外，民間基金會目前還面臨諸多限制，比如要求“原始基金必須為到賬貨幣資金”，即存入銀行的現(xiàn)金。由于這一條規(guī)定，幾位熱心公益的商人——曹德旺、陳發(fā)樹和陳光標們試圖用“股權和有價證券等”的行善之路被堵。

再如李連杰曾提到的：“中國公募基金非常少，而且規(guī)定，公募的金額每年70%必須放出，只有10%允許投資，而且一定要賺錢，否則要自掏腰包。只有20%留存增值?！贝蟠笙拗屏斯蓟鸬纳瓶钤鲩L方式。

在一篇名為《對中國慈善組織生存環(huán)境的解析》的文章中，除“控制型登記管理制度”外，作者將當前中國慈善組織的生存環(huán)境特點歸納為“官附性”傾向、“官僚化”運作；財稅支持體系的缺乏；慈善組織立法體系的缺失。

具體表現(xiàn)為：因為身負“雙重管制”，慈善組織要想“體面”的生存下去，必須竭力維護和政府部門的關系，確保登記和每年的年檢都能順利通過，確?！捌偶摇辈粫釛壸约?。

這種維護、拉攏甚至討好，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一些慈善組織的“官附性”傾向，一切唯主管單位利益是從，從而偏離了其公益及社會利益的服務初衷?！肮俑叫浴眱A向反映在實踐中就導致“官僚化”運作。

與國外慈善制度的差距

應該說，中國自古就不缺乏慈善行為，傾囊相助者備受尊敬。在近年來的地震、水災等災害中，中華民族“助人為樂、解囊相助”的美德得到張揚，其中民間慈善組織的表現(xiàn)對中國慈善事業(yè)是有力的補充。但同時，一些中國民間慈善組織目前的“非法”身份又令得局面相當尷尬。

在慈善事業(yè)發(fā)達的國家，民間慈善是主力軍，各種慈善組織遍地開花，相比之下，我國的慈善組織幾乎都有官方色彩，民間慈善組織難以發(fā)育。四川汶川、青海玉樹、甘肅舟曲等幾次自然災害中的慈善活動告訴我們，官方慈善組織已經(jīng)無法完全勝任整個社會的慈善活動。四川紅十字會曾經(jīng)這樣形容他們的工作——17名工作人員，20億善款，10多萬張銀行單據(jù)；每天上千噸的救災物資要處理。

“現(xiàn)在，我們的募捐還停留在初級階段，往往是希望政府出面募捐，通過大災進行募捐，與國外存在著較大差距?！蓖跽褚z憾地說。據(jù)民政部統(tǒng)計資料，截至2009年底，中國慈善基金會總數(shù)不足1800個，同期美國慈善基金會近10萬家，雖然其中公募性質(zhì)基金只占很小比例，但在美國有些州，慈善組織要進行公募活動，每年只要得到政府的行政許可，即可進行。近年國內(nèi)慈善捐款額增長速度較快，但總量僅數(shù)百億，不足美慈善捐款規(guī)模1/30。

在美國等發(fā)達國家，慈善主要是非公募慈善基金會擔當此責。企業(yè)家可以自己設立非公募慈善基金會，而且政府還會有相關鼓勵政策。英國慈善法規(guī)定：任何民間組織，如果要成為慈善組織，必須達到兩個標準。首先是事業(yè)標準，其次是公益性標準，兩個標準缺一不可，其中民間慈善的事業(yè)性更為重要。所謂“事業(yè)性”，據(jù)鄧國勝解釋，一個民間慈善基金會要有完備的企業(yè)組織架構，有明確的基金使用規(guī)定，有穩(wěn)定的資金保證。

值得一提的是，在歐美國家，慈善直接等同于免稅。公民和企業(yè)可以選擇兩種不同的途徑履行納稅人的職責：他們可以將自己的一部分收入作為稅交納給政府；或者作為社會捐款捐獻給慈善事業(yè)。這兩者之間沒有先后，更不存在差別。二選一的情況下，個人和企業(yè)與其將稅務繳納給政府，由他們決定這筆費用的公共支出，還不如將自己收入的一部分作為社會回饋，直接用于公益或福利事業(yè)。

當然，國外慈善組織也會面臨他們的困境與問題，只是相對來說更少，這與他們慈善事業(yè)發(fā)展的歷史更長、制度更完善不無關系。

未來之路

相比之下，那么中國慈善的出路在哪里？在這個慈善事業(yè)才剛剛起步的國家，很多人都在思考這個問題。不少人認為，中國未來的慈善之路在民間。“非政府化、法制化、系統(tǒng)化、專業(yè)化、普及化是我國慈善事業(yè)發(fā)展的必然走向?！?/p>

政社分開，這是當前中國慈善事業(yè)發(fā)展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像壹基金這樣的民間慈善組織身份的困境源于政府與民間角色的錯位，政府的大包大攬不僅壟斷了民間社會的職能，也增加了慈善的成本。

中國未來的慈善要想持續(xù)發(fā)展，需要官辦慈善組織不斷去行政化、增加自主性，同時允許民間能夠廣泛地設立慈善機構，大力發(fā)展自下而上的慈善組織，給他們更大的發(fā)展空間?！霸诖壬剖聵I(yè)的發(fā)展過程中，政府應清晰界定自己的角色，不要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p>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過慈善立法，通過制定相應的稅收優(yōu)惠政策來進行規(guī)范和制約。”鄧國勝認為，包括通過法律法規(guī)，如出臺慈善法，降低慈善組織登記注冊門檻，給慈善組織公募的資格，保護慈善組織及捐贈人的合法權益，完善稅收減免政策等等。中國需要在法律等方面放開非公募慈善基金會的尺度,這樣才會有更多的企業(yè)投入非公募慈善基金會事業(yè)。

想要開創(chuàng)成熟的慈善事業(yè)，寬松的環(huán)境和嚴格的監(jiān)管制度缺一不可，在這個過程中，希望這些非公募慈善基金能夠不斷增強公開透明度，接受政府和媒體的監(jiān)督，坦然面對各種質(zhì)疑，贏得更多的信任。

人們不希望看到壹基金夭折，因為壹基金一旦失敗，可能會令眾多有意投身慈善事業(yè)的人望而卻步。很多人在為李連杰和壹基金打氣。同時我們也應理智地看到，真正該推動的是中國慈善事業(yè)的法治進程。現(xiàn)在，“黑孩子”壹基金已經(jīng)告訴人們，一部完整的、可行的慈善法對于整個公益和慈善事業(yè)來說是多么的迫切。

慈善也需要寬容和理解

與此同時，我們還要對一種針對慈善的苛刻文化環(huán)境加以警惕。倘若將當下民間慈善基金會發(fā)展不暢乃至中國慈善事業(yè)的畏葸不前全部歸因于政府不能“與時俱進”，則難免失于片面。

著名經(jīng)濟學家馬光遠在對“為何中國富豪拒赴蓋茨、巴菲特晚宴”發(fā)表評論時即指出，目前中國總體上講缺乏對慈善捐贈的善待，當我們每一次看到某個捐助行為的時候，總是會聽到另外一種聲音：“他為什么要捐這么多錢？！”或者“他捐錢的目的是什么？”這比在慈善的制度方面的不完善還要嚴重。

以最近憑“裸捐”爆紅的陳光標為例，媒體和民間為挖掘起包藏的“別有用心”，甚至祭出了蘇軾的《辨奸論》，“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以陳光標“不助弟、妹”來證其奸惡。

王振耀在接受《國際先驅(qū)導報》采訪時對此唏噓不已，“我們對得起陳光標嗎？我們對得起陳發(fā)樹嗎？每當有人站出來捐獻，媒體和民間總是充滿了對這個人道德質(zhì)疑的聲音。只有善意的壓力才會促進慈善，這種惡意的揣測只會打壓慈善心?！?/p>

所以，王振耀認為，要解決民間慈善機構的生存困境，除借鑒財稅杠桿、放寬準入等國外成功模式外，關鍵在于盡快在社會中“達成共識”，即對慈善者的寬容，對“超?！本栀浀纳埔?，創(chuàng)造一個對富人這一慈善主力群體產(chǎn)生“善意壓力”的社會環(huán)境。

這或許是我們對民間慈善基金的關注中，常常被忽略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