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多年從事國際貿(mào)易生意的浙商張文生，創(chuàng)建了我國惟一一家公益性的婚介機構，免費為未婚人士提供服務；在上海許多捐贈活動中，都有他的身影，他總是以各種形式熱心幫助社會弱勢群體。如今，他卻陷入了一場投資糾紛。

日前，他和另一位在上海經(jīng)商的浙商楊小春向記者反映，由于他們按當?shù)丶s定俗成的老辦法辦事，法律意識不強，錢給了對方收條上不寫明用途，投資合作不簽訂任何法律文書，結果讓對方鉆了空子。8年前，兩人共出資1532萬元至今未收到分文回報，蒙受了很大經(jīng)濟損失。為此，還打起了官司。

不講誠信推翻承諾，股權分配極不合理據(jù)介紹，2002年初，浙商張士再先后向臺州市路橋區(qū)的同鄉(xiāng)楊小春、張文生稱，他投資上海長途汽車客運總站項目8000萬元，占“客運總站”總投資的25%股權，因缺少資金，故邀請楊、張兩人隱名投資其名下。于是，楊、張各投資了400萬元，雙方言明各占張士再投資的10%。張士再又向兩人借款732萬元（其中楊332萬元、張400萬元），總計從楊、兩人處籌到資金1532萬元。

不料，張士再收取了投資款及借款后，一直到2008年初，楊、張仍無分文回報，他們也未取得隱名投資的書面證明。為此，楊、張委托律師查詢相關公開資料才得知，張士再實際上是第三人溫嶺曙光實業(yè)投資有限公司的股東，后者才是“客運總站”的股東，占“客運總站”的股份20%。

更讓楊、張大跌眼鏡的是，張士再竟推翻了以前的承諾，表示他的實際投資比例僅占“客運總站”的9.8%股權，而不是25%股權。

據(jù)悉，張士再總共投資“客運總站”項目1960萬元，其中張、楊二人的投資款和借款共出資1532萬元，張士再自己出資僅428萬元，卻得到了6.84%股權，楊小春得1.68%股權，張文生得1.28%股權。顯然張士再頗有“空麻袋背米”的味道，這種股權分配被參與這場投資糾紛調(diào)解的上海市國和律師事務所名譽主任、高級律師張國飛認為是顯失公允的。

后經(jīng)楊小春、張文生多次嚴正交涉，張士再仍不向他們提供有關投資回報的真實情況，也不向楊、張轉付每年的分紅所得。為此，于2009年9月，楊小春首先向路橋區(qū)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告張士再告知溫嶺曙光實業(yè)投資有限公司投資于上海長途汽車客運總站有限公司的投資、結算、收益的明細賬目。

否認隱名投資關系，認定債權債務關系張國飛律師向記者表示，原告楊小春僅想了解自己隱名投資收益的真實情況：故訴訟請求是要求被告張士再提供第三人溫嶺曙光實業(yè)投資有限公司投資于上海長途汽車客運總站的投資收益明細帳目，根據(jù)事實和法律，被告是有權要求第三人提供第三人投資于上海長途汽車客運總站的投資收益明細帳目，同時被告也有義務告知原告以上投資收益的真實情況。

張士再則辯稱，雖然確認原告楊小春通過被告再通過第三人，投資于上海長途汽車客運總站的股份是1.68%，但對第三人投資及客運總站不具有約束力，原、被告不應認定為隱名投資關系，可按債權債務關系處理。

臺州曙光投資置業(yè)有限公司認為：原告不是第三人的股東，第三人不知道其與被告張士再之間存在何種法律關系，該法律關系與第三人沒有任何關聯(lián)性，因此第三人投資于“客運總站”產(chǎn)生的收益等相關事宜，與原告無關。

今年6月9日，法院一審判決認定，被告張士再系第三人的股東，雖然依法享有“客運總站”包括股東知情權在內(nèi)的股東權利，但該權利行使的支配權屬于被告，原告無權代為行使。原告要求被告提供第三人投資于上海長途客運總站有限公司的投資結算、收益等明細賬，并確認被告提供的上述明細賬目真實、完整、有效，因涉及第三人及上海長途客運總站有限公司的商業(yè)秘密，且原告并非股東，第三人不予協(xié)助并無不當。

法院一審最終以原、被告之間“不應認定為隱名投資關系，可按債權債務關系處理”。駁回了楊小春的訴訟請求。

對此，楊小春不服一審判決，隨上訴于臺州市中級人民法院，8月下旬，該院審理后宣布：擇日宣判。

張國飛認為，一審判決不支持原告的訴請是無法律依據(jù)的，更不理解的是一審判決還違反了民訴法“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則，竟判決原被告雙方簽訂的“確認書”不是隱名投資關系，可按雙方債權債務關系處理，這一判決不是原告的訴訟請求，竟作出對被告極為有利的誤判決，真令人費解。

張文生告訴記者，自己目前雖然沒有起訴張士再，但正準備拿起法律的武器捍衛(wèi)自己的利益。如果官司贏了，將收回的利潤全部回報社會，參與慈善活動。

沿襲多年的民間投資合作暴露問題不容小覷綜上所述，沿襲了多年的我國民間投資合作約定俗成的做法在這場投資糾紛中暴露出的少數(shù)人誠信缺失，和部分人法律意識淡薄的問題不容小視，這是我國民間投資前行中的“短腿”現(xiàn)象。

不完全統(tǒng)計，目前在全國各地的民間投資達數(shù)萬億元，如此大的比例在世界各國中少有，這其中蘊涵的金融風險不可低估。以浙商為例，僅溫州民間投資就達6000億元，浙江民間投資房地產(chǎn)的達2000億元。此外，還有投資煤、油等各個行業(yè)的。在過去的多年中，浙江民間投資是以誠信為基礎的，曾有民間投資者自豪地表示：我們這種民間投資合作不必擔心有人不講誠信，如果那樣他在當?shù)鼐筒挥迷佟盎臁绷?。而這起投資合作糾紛發(fā)出的明顯信號是：少數(shù)不講誠信者好似江堤螻蟻，這是一種可怕的結果。

據(jù)悉，一些沿海城市因民間投資引起的糾紛正在增長。因此，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如果不盡早提高警惕，就有可能出現(xiàn)更大的糾紛和訴訟，影響社會的穩(wěn)定。

上海法律工作者曲月萍認為，通過上述事件折射出一個問題：重新反思現(xiàn)行的民間約定俗成做法刻不容緩，民間投資的合作雙方必須增強法律意識；有關部門更應制定相應法規(guī)，規(guī)范民間投資行為。只有這樣才能有效防范不誠信者鉆空子，從而使民間投資更加健康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