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7日，國務院批轉國家發(fā)改委《關于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的通知》公布，該通知提出：“修訂出臺《貸款通則》，積極引導民間融資健康發(fā)展，加快發(fā)展多層次信貸市場?！比欢瑢τ诿耖g融資究竟如何“健康發(fā)展”，并沒有清晰的細則。

同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發(fā)布《關于為中小企業(yè)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新發(fā)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導意見》，對“非法集資”作出較為明確的界定，并說明了不屬于非法集資范圍的一些集資活動，《人民法院報》對此的評論是：（該意見）無疑成為后金融危機時期中小企業(yè)在“縫隙市場”茁壯成長的“陽光雨露”。

最近對民間金融特別是民間借貸的討論甚多，源于浙江“吳英案”，但所有的法律條文和地方法規(guī)似乎都無利于吳英本人，唯有學術界和輿論普遍對她有同情。轉型時期，我們更需要對制度本身進行深入剖析，如此，方能對個案認識更加理性。

毋庸置疑，對于依然處于“灰色地帶”的民間融資而言，有“陽光”才能健康發(fā)展。那么，這樣的“陽光”從何而來？本期“中國經濟時報圓桌論壇”將圍繞這個主題展開，我們今天請到的嘉賓是：山西省發(fā)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李勁民，北京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秘書長王曙光，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高級經濟師朱敏，浙江資本與企業(yè)發(fā)展研究會理事長應宜遜。

圓桌論壇■主持人：岳振

民間借貸“允許試，可以緩，適度放”

中國經濟時報：浙江“億萬富姐”吳英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和合同詐騙兩項罪名被批捕，后以“集資詐騙罪”被判處死刑，引發(fā)各界爭議，有人認為，吳英案與2008年的杜益敏案有本質區(qū)別，杜益敏有非常明顯的詐騙行為，而吳英卻有一個實實在在的企業(yè)，很多人認為吳英罪不至死，也有人認為吳英本應無罪。在類似案件中，“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這樣的集資性質如何界定，是一個長期存在爭議的問題。那么各位怎么看待“吳英案”？應該如何界定非法集資與正常民間融資的界限？

李勁民：現在分析這個案件，我們應該區(qū)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如按照現在的事實和現行的法律根據和準繩，作出目前的判罰不能說是不正常和不正當的；但是從社會普遍的反應和未來民間投資發(fā)展趨勢來看，這個判例的負面作用可能比較大、比較久。我們現在需要借鑒改革開放初期處理許多爭議事件的思路和辦法，允許試，可以緩，適度放，出現問題及時糾錯。

王曙光：關于非法集資問題，在上世紀90年代有非常有名的孫大午案，我還參加了聲援他的討論。當時，由于資金問題，孫大午向他企業(yè)的職工和周邊的村民吸收資金，承諾一些回報，后來引起地方監(jiān)管部門的重視，逮捕了，之后在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實際上，孫大午是一個非常優(yōu)秀的企業(yè)家，為當地村民做了不少好事。

關鍵是怎樣來界定非法集資。在我們的法律中，向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的行為，叫非法集資，在刑法上叫“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后來，在學術界形成一個共識，就是既然是向不特定對象吸收公眾存款才叫“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那么，像孫大午那樣向企業(yè)職工、周邊村民集資，是不是違法行為？這就有收縮的空間了。

朱敏：“吳英案”被認定為非法集資，姑且不論法律對“非法集資”的有關規(guī)定是否合理，至少從法律角度看，“吳英案”應該是符合現行法律關于“非法集資”的判定標準從而構成犯罪的，該如何判，法律自有明文規(guī)定，不屬于我們討論的范圍。

至于非法集資與民間融資、社會集資的界限，我個人認為，在目前各種形式的民間融資、社會集資大量存在的現實情況下，只要不觸犯法律的有關規(guī)定、不構成犯罪的，就應當被認定為正常的市場行為，應受國家有關法律如《合同法》的保護。

我國民間融資之所以有“黑色”、“灰色”嫌疑，主要是有關法律缺位造成的。老百姓之間相互借錢，收取利息，作為私有產權的處置，沒有涉及法律問題，之所以被看作“不合法”，正是因為法律缺位。迄今為止，我國民間金融所依據的法律主要是《合同法》。民間融資關系是一種合同關系，資金的供需雙方通過訂立借款合同完成交易。我國有兩個司法解釋涉及民間借貸，第一個是企業(yè)的借貸，企業(yè)從民間的借款按照民間借貸處理；還有一個是關于借款利率，如果借款的利率超過同期普通銀行利率的4倍以上就不受法律保護。后者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高利貸”。其實許多發(fā)展中國家利率都是市場化的，不存在“高利貸”一說?！案呃J”也屬于一種金融服務，應由市場進行認定和選擇。

民間金融與制度內融資應平等競爭

中國經濟時報：不可否認，在中小企業(yè)融資過程中，的確存在難以解決的資金問題，銀行貸款不到位，企業(yè)生存就很麻煩，通過民間融資，也的確是很多中小企業(yè)的生存途徑。民間融資活躍在“地下”，國家層面的陽光法案千呼萬喚不出來，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什么？其體制性根源何在？

應宜遜：體制根源在于，我國目前還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金融市場遠遠沒有真正開放。目前，我國存在千方百計阻止改革推進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些集團的力量還相當強勢。

李勁民：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國有金融業(yè)的進入壁壘客觀存在；二是民間金融的試錯成本由誰來承擔？我以小額貸款為例來分析。我國現行的小額貸款公司制度是由各省政府相關部門批準，在工商管理部門注冊登記，按照企業(yè)法人而不是按照金融機構法人來管理的，公司也未持有人民銀行頒發(fā)的《金融機構法人許可證》和《金融機構營業(yè)許可證》，因而并沒有納入銀行業(yè)監(jiān)管體系。小額貸款公司從事的顯然不是實體經濟性質的工商業(yè)務，而是虛擬性質的貨幣信貸業(yè)務。主要根源在于我國金融部門實行國有銀行壟斷經營體制。盡管小額貸款公司從本質上說是金融機構，但它是由私人資本構成的。因此，它們要進入國有壟斷的金融領域必然要遭遇各種各樣的壁壘。這些壁壘綜合地反映出來就是有關部門的認識與政策相左，對小額貸款公司地位要么不承認，要么要求納入國有體制，要么將監(jiān)管責任外推下卸。

王曙光：我說說試錯成本的問題，比如高利貸、洗錢之類的非法融資行為，從政府監(jiān)管層面來講，是很難觀察到合法與非法的，即使是有些雙方自愿的借貸行為，一旦出現無法還款的問題，像地下錢莊之類的組織就沒辦法處理風險，只好借助暴力來解決，這就對社會治安、穩(wěn)定造成威脅，所以，這是一個監(jiān)管非常困難的問題。沒有一個陽光化的法律，就會導致資金的惡性循環(huán)。

民間融資的合法性得不到承認，恐怕和我們的文化有關系。長期以來，在我們的金融體系中，都沒有給民間融資以正當性，我們長期的計劃經濟排斥所有體制外的金融運行形式。改革開放初期，販運東西都是非法的，實際上這些人做的事情很好，就是物流，就是銷售。但是在我們的文化里面，這就是擾亂經濟秩序。在金融領域也一樣，認為體制內機構的資金是安全的，在體制外的資金是不安全的，甚至我們的監(jiān)管層也在道德上給它一個評判，說它是壞的。在制度根源上，民間融資和制度內融資形成一種對峙，這種對峙實際上是競爭的結果，其實誰更高尚，還真說不準。

對民間融資的管理“宜疏不宜堵”

中國經濟時報：中央提出“積極引導民間融資健康發(fā)展，加快發(fā)展多層次信貸市場”，我們應該采取哪些措施對其進行“積極引導”？民間融資在國家金融體系中應該是什么樣的地位？

王曙光：應該講，我們以往的國家金融體系著重于制度金融，對非制度金融我們一概是歧視的，認為它不應該是這個體系的一部分，今天看來，這個理念應該修正了。就是說，國家金融體系既要包含制度金融，也要包含非制度性的金融，比如民間借貸、親友借貸、互助會、合作基金會等，這些都有合理存在的必要性，至少它能滿足一些小額的金融需求。

應宜遜：主要是承認其合法性，允許其依法組建金融機構，并在市場競爭中發(fā)展壯大。民間融資是我們國家金融體系必要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一地位，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正因為如此，民間融資一直“撲而不滅”。目前，我們應當承認這一現實。

朱敏：經濟發(fā)達水平與民間融資的活躍程度存在正相關性，說明民間融資與正規(guī)金融是一種共存和互補的關系，民間融資是國家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性。重要的一點，是應將民間融資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使民間融資合理化、合法化，盡快使其由“地下”走到“地上”來。國家有關部門應制定出臺規(guī)范民間融資的法律法規(guī)，明確其借貸利率、額度，按規(guī)定到管理機關登記、向稅務部門納稅，通過法律、行政、經濟手段規(guī)范民間融資市場，將民間融資活動納入國家正規(guī)金融監(jiān)管的范圍。在放開民間融資的同時，應加強監(jiān)管，堅決打擊非法圈錢活動。

李勁民：有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注意，就是剛才王曙光教授講的，民間借貸是否會成為國有金融部門的對手？以山西平遙縣為例，據去年我們的調研統(tǒng)計，平遙縣有工、農、建三家國有商業(yè)銀行，以及農信社、郵政儲蓄、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共計40余家，連續(xù)多年的存貸比均不足50％。從平遙農村金融的現狀看，農村金融體系和運作機制仍然存在嚴重缺陷，供給短缺是最主要矛盾，為此應該大力培育多層次、廣覆蓋、可持續(xù)的農村金融體系。

金融業(yè)未來的發(fā)展趨勢是分類分層，就是大企業(yè)、大項目交給大銀行，中小企業(yè)交給中小銀行，微小企業(yè)、私營戶等交給村鎮(zhèn)銀行和商業(yè)性小額貸款公司，這樣有助于各類地區(qū)、產業(yè)、人群的金融需求都能得到有效滿足。大中小銀行的競爭與合作關系不是零和，而是多贏和互補的，由于農村金融需求是多樣化的，所以應該有多樣化的供給。民間信貸業(yè)的發(fā)展方向是，動員民間資金介入，為農戶、個體工商戶、微小型企業(yè)解決一些小額信貸。從全局看，由于信貸量少、額度小，只能作為金融市場的補充，但在局部地區(qū)尤其是中西部地區(qū)，它的作用是非常現實重要、甚至是無法替代的。

中國經濟時報：民間融資要正常發(fā)展，法制建設和信用構建不可或缺。各位對民間融資法律規(guī)范和民間信用保障有什么建議或看法？

朱敏：對民間融資的管理“宜疏不宜堵”，首先應在法律上為民間融資“正名”，明確民間融資的法律定位和相關法律問題。其次，在具體管理模式上應建立完善民間融資登記備案制度。最后，將一些不屬于違法范疇的“灰色金融”規(guī)范化，使其從“地下”走到“地上”。

應宜遜：要做到允許民間融資、民間信用存在，不要動不動就給它戴上“非法”、“擾亂金融秩序”等帽子。要給予其進一步發(fā)展的“出路”，也就是要允許民間融資向正規(guī)金融機構發(fā)展。規(guī)定受法律保護的利率，如現在為基準利率的4倍還是必要的。過高的信貸利率確實不應當受到法律保護。私自吸收公眾存款的做法仍然應當視為違法。

王曙光：我也理解，立法當局對民間融資的立法應該是非常謹慎的，但是，中國民間融資確實到了應該立法的時候了，《貸款人條例》出臺勢在必行，如果中央出臺這樣的法律時機不成熟的話，我建議先讓地方出臺地方法規(guī)。在民間融資法律法規(guī)不健全的情況下，談信用問題是不現實的，機構和行為本身不合法，有什么信用可談？

李勁民：我還是說說小額貸款公司，盡管小貸公司屬于典型的“關系型融資”，信用和聲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約束機制，但假如違約的利益大于維護聲譽成本時，理論上講，外部人的契約資金會失去保險。因此，隨著小額貸款公司委托——代理關系的增多，對其風險的監(jiān)管是必要的，甚至需要創(chuàng)新針對這類公司信貸的某種避險機制。

我特別建議央行指導地方和企業(yè)處理好小額信貸公司與國外機構的合作問題?，F在國外不少機構參與小額信貸公司經營的積極性較大，如德國技術合作公司、德國AFC公司就與平遙日升隆進行小額信貸業(yè)務長期合作。但是究竟應該如何與國外有關公司深度合作，同時又不帶來大的負作用，還需要國家有關部門予以研究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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