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地方政府落實“國十條”的具體措施，北京市規(guī)定同一購房家庭只能在北京市新購買一套商品住房。這樣一個暫行規(guī)定所賦予的特許配額，就如同賦予愿意參與北京房產市場博弈的家庭一種特許權利，一種“取得財產的資格和手段”，一些權利財產。

任何一項公共政策的出臺，不僅是對利益格局、市場格局的重新調整，不僅是向市場和參與者昭示政府對政策相關領域現象與趨勢的態(tài)度和控制力，也同時會給有心人一定暗示。從市場與利益角度觀察購房配額政策，購房配額這種特許權利，不僅給人們一定的財產暗示，還在給予人們一定的稀缺暗示。

觀察地方政府所出臺的與市場需求和價格有關的公共政策，會發(fā)現兩個明顯的特征：

一是配額偏好。即比較容易選擇以配額方式控制需求，控制價格。對地方政府的政策設計人來說，配額控制的政策醞釀過程可以比較簡單，輿論效果比較直接，可以省去其他更具經濟色彩的政策可能附帶的不同部門間的利益和權限爭議。在很多時候，部門間的爭議會讓政策設計人與決策者左右為難。當年，證券市場初興時，為平衡各方強烈的上市要求，就曾采取按省市和部委分配上市公司指標的辦法。于是，證券市場上就出現了有強烈部門色彩的公司簡稱。如此多的人在評說中國的證券市場，倒沒有見到有人比較分析占用不同省市和部委上市名額的公司哪些沒有重組過，還“原始地”活在今天的市場。

二是暫定偏好。即比較容易選擇應急地出臺一些行政控制措施，并名之于“暫行規(guī)定”。這些暫行規(guī)定，往往并不明確執(zhí)行期限或作廢期限，在執(zhí)行過程中的松動也往往是沒有明顯標志的。這常常讓不熟悉中國政府運行習慣或過于認真的人們很困惑，暫行到何時呢。而對于政策設計人或決策者來說，規(guī)定為暫行，好處很多?？墒∪φ叽胧┘皩嵤┬Ч紤]不夠周延的批評，可省去一些繁復的論證過程。因而，暫行規(guī)定中又常常出現配額的影子。畢竟，配額控制是最直接的行政控制辦法之一。

從不同地方政府出臺的控制房價措施，都可以看到配額控制與暫行規(guī)定的身影。比如，當三亞的房價居然是一天漲1000元的時候，三亞市政府緊急出臺的規(guī)定是“一個身份證在三亞只能買五套房”。這個應急措施，超出了內地人的情境認知與心理底限。這是什么措施啊，可以買五套房的控制措施是讓人來炒還是抑制炒房？網上的不少評論言語已經頗不好聽。但三亞市政府這樣設計應急控制措施，面對的情況或許是一個身份證在三亞已經在買超出五套房。

為什么應急出臺的措施是這樣具有輿論效應？為什么這樣的控制措施被議論的不是可能的控制效果，而是字面上超出人們想象力的部分？有猜測說，大概是太急了，房價漲得太急，政策出臺得太急。海南國際旅游島的規(guī)劃與政策要求雖然醞釀已久，房價會漲一些也在意料之中。只是房價漲得如此急，政策出臺也比較急，只能選擇配額控制這樣最簡單、直接、有力的辦法。當然，也有人猜測說，應急的時候出臺這樣的配額控制措施，顯見得是對海南國際旅游島這樣的大政策可能帶來的連鎖效應估計不足，或是政策工具儲備不足。就不像中央政府控制膨脹預期，手里有著多種政策工具和相對充足的政策空間，屢次使用上調準備金率的手段，就是不加息。

那么，三亞的“一個身份證在三亞只能買五套房”的措施實施效果如何？人們感興趣的，除了是否勒住了房價上漲的勢頭；一定還包括：人們是否趨向于用足這個政策，真的去購買五套房；當然，公共政策研究者與經濟學者也許會感興趣的是，這樣的配額控制政策是否會引發(fā)人們的“兌現沖動”，畢竟，配額特許是一種權利財產，可以幫助人們獲得利益。

配額控制，按照一般的政策設計思維，是要控制需求，或延后需求。實際上，可能很多政策設計者不一定意識到的是，配額控制政策的存在前提是漲價假定，是一種供給短缺，因為市場正常供應無法滿足正常需求（房地產領域經常說是剛性需求）和投資需求，價格就自然會上漲。價格會上漲的假定或預期本身，也是把房產當作一種投資品，形成強烈投資需求的基礎。而當政府采取強勁的行政控制手段，特別是配額控制，以抑制需求的時候，對有心人來說，配額特許不僅是權利財產，而且這種政策手段等于在暗示價格未來會上漲，因此要用行政手段減少部分需求，維持一種特殊平衡。正因為如此，配額特許權利是值錢的，畢竟配額控制住的那部分需求中的相當部分，依然是現實的，總是要尋求機會獲得滿足的。也因為如此，相對于城市土地的相對稀缺性，需求，不管是剛性需求還是投資需求，未來都可能驅動價格的上漲。

因而，配額政策對有心人來說，不僅存在財產暗示，還存在短缺暗示和可能存在的上漲預期。問題是，這種短缺暗示與可能存在的上漲預期，是否在政策設計者事先考慮并評估的范圍內。

作者為學者，有經濟學、新聞學、法學專著，現為新華社中國新華新聞電視網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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