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南都刊發(fā)兩篇關于法官是否高風險職業(yè)的爭論，似乎都講了一些大家知道的理由，如湯文(刊于6月17日)提出法官職業(yè)風險只是小概率事件，只有法官堅守司法公正，他們幾乎零風險。而西門觀雨(刊于6月19日)則從法官職業(yè)的特殊性反駁，認為“在權力架構和運行中，法官和普通公務員一樣，司法也儼然是一種‘行政’。缺乏應有地位和權力的法官，面對轉型期種種深刻復雜的矛盾，超負荷地把守維護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風險不大才怪”。更何況在法官腐敗和“被腐敗”的交織中，司法不公與本就很弱的司法公信和司法權威之間，又形成了惡性循環(huán)。故法官職業(yè)的特殊性，導致其在現(xiàn)行體制下的高風險。這些觀點，貌似有理，也有沒有講到的地方。

假如法官是高風險職業(yè)，為什么現(xiàn)在法學院的畢業(yè)生對法院招人都趨之若鶩？極端的例子在深圳中級法院，數(shù)年前招聘法官，結果考錄比例是6000：1。

湯文分析法官被報復是一種低概率事件，大概是為什么那么多法學院的學生會冒風險進法院的原因之一。大部分法官雖然感到會有這種極端事件發(fā)生，但是都會認為，不會發(fā)生在自己身上。何況，現(xiàn)在法院的保安加強之后，由于本身就是專政機關，其安保遠勝幼兒園。上周，因一個行政訴訟案件，筆者和一法官談到這個風險，法官認為根本不是他們的錯，他反問，幼兒園小孩有什么錯，為什么要殺他們？法官自己認為是社會問題的無辜承擔者，法院變成了社會的幼兒園，無疑正好是西門觀雨制度之惡的詮釋。如果以屁股決定腦袋論，筆者認為西門觀雨更接近法官立場，而湯文則是學者觀點。而從一個底層律師角度出發(fā)，則認為，法官職業(yè)風險高低是一個社會風險高低的晴雨表。

西門文的觀點中有說對的地方，如法官職業(yè)的特殊性和法官本身受行政化之制約，本該是公平正義的最后閘門，結果腐敗或被腐敗，導致走進法院的民眾含冤受屈。他們靠譜的救濟渠道不是上訴、再審，而是上訪。上訪成功的幾率之低和成本之高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往往是，上訪未成，人生已毀。面對最后一道門，如果受害者不能忍氣吞聲，法官就成為報復對象，雖然法院比幼兒園保安好，卻比不上幕后指揮者的安保強，更關鍵是，幕后指揮者畢竟在幕后，很多受害者官司輸?shù)?，其實不知道原因?/p>

法官自身腐敗多也是因為法官職業(yè)的特殊性，在沒有行政干預的案件中，承辦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之大，超過一般行政官員，行政官員的層級性仍比法院強，此外，個案有個案的特殊，法官上下其手，相對容易些。沒有陪審團制約，沒有獨立的上級法院制約，行政化有時能成為法官一審終審、一人終審的靠山。司法腐敗社會反響大，不是沒有原因。西門文中提到的法官被腐敗，沒提到這后面凸顯的人性之惡、漢娜·阿倫特說的人性平庸之惡。反正領導安排，是否違反法律我不管。這種情況才是導致趙作海、佘祥林等含冤受屈的人性原因。其實，法官、檢察官都多少受過些法律訓練，知道依法該如何，上級的指示是否違法，但是，為了升遷，為了職業(yè)，開始或許是違心接受，到后來是習慣了，簡直是另一種最高律法。然而，如果法官頂一下，結局如何？最多是換個崗位，大多是不升遷而已。臺灣的司法改革是從法官不服從院長指示開始，所以，把問題都推到制度之惡，回避法官們被腐敗的人性之惡，對社會不公平。

正是社會不公平太多，報復法官正是這些受害者又無路可走的一種選擇，是一種以暴易暴的前奏。如是說來，法官職業(yè)的風險高低，不正是社會風險高低的晴雨表？然而，趨之若鶩的高風險職業(yè)，不正是社會權力部門最后狂歡的濮水之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