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同盜竊首犯、主犯如何認定

正確劃分盜竊集團的首犯和主犯的界限，對正確認定犯罪和適用刑罰，具有重要的作用。根據(jù)刑法第二十六條第3款規(guī)定：“對組織領(lǐng)導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團所犯的全部罪行處罰?！?/p>

該條第4款又規(guī)定，“對于第三款規(guī)定以外的主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或者組織、指揮的全部犯罪處罰?！睆倪@一規(guī)定看，盜竊集團的首犯和其他主犯所承擔的刑事責任的基礎是不同的。首犯承擔盜竊集團所犯的全部罪行，主犯只承擔其所參與或者組織、指揮的全部犯罪。由此可見，劃分盜竊集團的首犯與主犯有重要的意義。在司法實踐中，一定要特別注意，二者不可混淆。

二、什么是盜竊罪主犯

共同盜竊犯罪中的主犯，除了盜竊集團中的首要分子和其他主犯外，還包括在其他共同盜竊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從司法實踐來看，在一般共同盜竊犯罪中，下列幾種情況的盜竊分子，可以認定為主犯。

1、盜竊犯罪的發(fā)起者和操縱者

在一般共同盜竊犯罪中。發(fā)起并操縱盜竊犯罪的，可以認定為盜竊犯罪的主犯。在共同盜竊中，要注意和查清盜竊犯意是由誰提出的，是誰操縱的，以便正確劃分共同盜竊的主犯。

如江某和馬某盜竊案，汪、馬均系當陽市人。1989年3月15日晚八時許，江對馬說：“我到遠安縣找王南洋借摩托車時，他不借。我們今天到遠安去把他的摩托車搞了去。”馬表示同意。汪便駕駛雅馬哈100型摩托車，攜帶螺絲刀、鉗子等作案工具，馬隨車帶匕首一把，二人連夜竄至遠安縣鳴風鎮(zhèn)城南鋁材制品廠，汪向馬告知了王南洋摩托車停放在該廠營業(yè)室，并叫馬進去偷，自己在外放哨，馬到后墻將窗戶齒扳彎進入室內(nèi)，將王南洋雅馬哈100型摩托車盜出，價值2600元。汪、馬騎車返回當陽途中，被治安巡邏人員發(fā)現(xiàn)抓獲。在本案中，汪某提出犯意，并將馬某帶入犯罪現(xiàn)場，告知停車地方，指使馬入室盜竊，自己在外望風，因而在整個共同盜竊中，汪是發(fā)起者和操縱者，在共同盜竊中起了主要作用，是本案的主犯。盡管汪沒有直接竊車而在外望風，這只是共同盜竊的分工不同，并不影響其起主導作用地位。

2、盜竊犯罪的邀約者和糾集者

在一些相對固定的團伙盜竊犯罪中，盜竊分子往往都有長期盜竊犯罪的故意，一般不存在發(fā)動與被發(fā)動的問題，相互之間一呼即應。但在這些盜竊分子之間，其盜竊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的程度也并不是完全相同，這種積極性和主動性的不同，決定和影響共同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地位和作用。一般來講，共同盜竊的邀約者或糾集者，是共同盜竊的積極分子和主導者，對他們一般可以認定為主犯。

如鄧愛武、方金玉、周文軍等盜竊團伙案。在1996年8月至10月間，鄧愛武先后四次邀約方金玉、周文軍等盜竊作案，盜竊現(xiàn)金及物資折款共計2.8萬余元。在本案中，由于每次都是由鄧愛武進行邀約，在共同盜竊中起了串連作用。因而，鄧愛武在本案中起了主要作用，是本案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