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盜竊被抓后供述故意殺人事實

被告人劉某，男，35歲，無業(yè)。曾因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005年12月10日刑滿釋放。2006年1月18日和2月14日，劉某先后3次在某市安欽路采用鉆窗入室等方法盜竊陳某某、黃吳某的人民幣2000余元和價值3850元的移動電話機、金手鏈等物。2006年8月18日，劉某因涉嫌犯盜竊罪被查獲歸案后，主動供述了經(jīng)查證屬實的下列犯罪事實：2006年3月下旬的一天22時許，劉某將一歌廳小姐帶至某市小區(qū)其暫住地留宿，次日凌晨3時許，趁該小姐熟睡之機，劉某用羊角錘猛砸其頭部，致其重度顱腦損傷死亡，后將尸體肢解并進行異地拋尸。2006年1月3日23時許，在某機關辦公大樓內(nèi)，劉某采用改錐撬碎門窗玻璃的方法，盜竊某機關辦公室現(xiàn)金6000余元及價值4200余元的高檔煙酒等物。

二、自首應該如何認定

對本案被告人劉某構(gòu)成故意殺人罪和盜竊罪不存異議；但在審理中爭議的問題是：被告人在本案中主動供述余罪的行為是否成立余罪自首？

本文認為被告人劉某對故意殺人罪的供述成立余罪自首，但對盜竊罪的供述不成立余罪自首。其理由是：

根據(jù)《刑法》第67條第2款規(guī)定，余罪自首，是指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情形。余罪自首又稱特殊自首或準自首，與一般自首相比，它有著自身的特殊性，不要求具備自動投案的要件，但對成立自首的主體則有較為嚴格的界定，對所供述的罪行也限制在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具體說，構(gòu)成余罪自首必須符合以下構(gòu)成要件：

（一）適用對象是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

所謂強制措施，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是指拘傳、取保候?qū)?、監(jiān)視居住、拘留和逮捕。此外，一般認為，對于在偵查中受到依法傳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亦應納入余罪自首的主體范圍。這里的傳喚，是指司法機關使用傳票指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指定的時間自行到案接受訊問。傳喚雖然沒有直接的強制效力，但它指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負到案的義務，如不履行該項義務將受到強制，因而具有間接的強制的效力，故在法學理論上被稱為“間接強制措施”。將受傳喚而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納入余罪自首的主體范圍，符合余罪自首的立法精神。

（二）供述的罪行是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罪行

所謂“還未掌握”，是指司法機關尚不知道犯罪發(fā)生，或者雖然知道犯罪發(fā)生，但不知道犯罪人是誰以及雖有個別線索或證據(jù)使司法機關對某人產(chǎn)生懷疑，但還不足以據(jù)此將其確定為犯罪嫌疑人。從訴訟的角度講，這里的“還未掌握”實際上是指“沒有確實證據(jù)證明”。實踐中，有一種觀點將“還未掌握”等同于“一無所知”，認為如果司法機關掌握了一定的線索或證據(jù)，即使這些證據(jù)尚不足以證明犯罪分子構(gòu)成犯罪，也應認為司法機關已經(jīng)掌握承這種情況下，犯罪分子如實供述本人的其他罪行也不能“以自首論”。筆者認為，這種觀點顯然背離了余罪自首制度的立法意旨。我國法律設立余罪自首制度的初衷是給犯罪分子一條悔過自新之路，通過自首而獲得寬大處理，不僅對犯罪分子有利，而且也有利于司法機關及時偵破案件，節(jié)省人力、物力、財力，提高司法效率。若僅因司法機關掌握了一定的線索或證據(jù)，就不“以自首論”，既不利于鼓勵犯罪分子悔過自新，也不利于案件及時偵破，更與刑法設立余罪自首制度的初衷相悖。當然，也不能將這里的“掌握”狹義地理解為掌握了犯罪分子的全部犯罪事實及證據(jù)。從刑事訴訟的角度看，凡司法機關依據(jù)現(xiàn)有的線索和證據(jù)足以確定該人就是某案的犯罪嫌疑人時，往往意味著罪行已被掌握。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在服刑的罪犯，向司法機關如實供述了本人的該罪行，也不能“以自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