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偷竊鐵路鋼軌被抓 

被告人陳某伙同李某某（15歲，已另行處理）先后三次在鐵路宣龐線宣化站至趙川站間7千米處，用扳手、鐵錘等工具拆盜正在使用中的鋼軌接頭50KG/M型魚尾板12塊、43KG/M型魚尾板6塊，價值人民幣2352元。2008年6月14日13時許，被告人陳某伙同李某某在上述地點，拆盜43KG/M型魚尾板15塊，價值人民幣1590元。次日14時，陳某伙同李某某在轉移贓物時被民警當場抓獲。

上述四次拆盜行為，造成宣龐線中斷行車2小時19分，直接經(jīng)濟損失8982.18元。陳某歸案后如實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實，協(xié)助公安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另查明，鋼軌接頭魚尾板是連接鋼軌的重要部件，被拆除后足以造成列車脫軌顛覆的重大交通事故。

二、破壞交通設施罪中危險如何認定？

我國《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條規(guī)定，破壞軌道、橋梁、隧道、公路、機場、航道、燈塔、標志或者進行其他破壞活動，足以使火車、汽車、電車、船只、航空器發(fā)生傾覆、毀壞危險，構成破壞交通設施罪。長期以來，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對破壞交通設施罪中危險的認定存有頗多爭議。

（一）依據(jù)何標準認定“足以發(fā)生傾覆、毀壞危險” 

在刑事司法實踐中，破壞交通設施罪的爭論焦點在于危險的認定標準，即依據(jù)何種標準來判斷破壞行為是否足以使交通工具發(fā)生傾覆、毀壞危險。關于這一問題，目前法律與相關司法解釋沒有提供任何可供操作的指導性意見，學界也莫衷一是。 

本文認為，破壞交通設施罪的危險作為犯罪構成要件之一，被明確規(guī)定在破壞交通設施罪的罪狀中，因而這種危險狀態(tài)就應當如同所有的犯罪構成要件一樣需要法官運用證據(jù)加以查明，而不允許任何的主觀推斷。因此，該危險應當被解釋為使交通工具發(fā)生傾覆、毀壞的現(xiàn)實可能性。這種可能性自行為人實施破壞行為時即存在，因為針對正在使用的交通設施的整體或重要部件實施的破壞行為本身即具有現(xiàn)實的社會危害性，雖然此時距離交通工具傾覆、毀壞的結果尚有一定發(fā)展空間，但其與“距離結果相當接近”的“危險”相比不存在本質上的區(qū)別。因此，只要破壞行為是針對正在使用的交通設施的整體或重要部件，即可認定存在危險。

（二）是否由專業(yè)技術部門認定破壞交通設施罪的危險　

刑法中的危險不完全是事實判斷問題，還是法律判斷問題，即危險的判斷還需要根據(jù)該行為本身的性質、當前的社會治安秩序等刑事政策因素來決定。法官作為危險的認定主體，便于積極發(fā)揮司法職能，根據(jù)當前的鐵路治安秩序以及刑事政策適當?shù)卣{整刑法的適用范圍。

因此，專業(yè)技術部門根據(jù)調查結果制作的鑒定意見書，應作為法院認定危險的重要證據(jù)，但不能作為定罪的決定性意見。法官應當以行為當時存在的全部客觀事實為判斷材料，并依照刑事政策需要，依靠自身的生活經(jīng)驗，對危險的認定進行自由心證。同時，法院應當加強與相關專業(yè)技術部門的溝通協(xié)調，建議其僅就犯罪事實方面制作鑒定意見。

綜上所述，本案被告人陳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破壞性手段拆卸正在使用的鋼軌接頭魚尾板，不僅在客觀上實施了破壞交通設施的行為，并造成足以使火車發(fā)生傾覆、毀壞的危險狀態(tài)，在主觀上對其行為可能造成的火車發(fā)生傾覆、毀壞的危險狀態(tài)以及危害后果也持有放任的心理態(tài)度，完全符合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條的規(guī)定，以破壞交通設施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