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計騙取并撕毀欠條 

張明楷和趙繽智合伙承包了一建筑工程,2008年工程結算后經雙方清算,趙繽智應付給張明楷工程款23萬元,但因手頭拮據便向張明楷出具23萬元欠條一張,之后張明楷多次催要無果。2010年的一天趙繽智電話叫張明楷帶上欠條到其家中取款,張明楷到后,趙繽智說:“錢已經取回來了,你把欠條給我,我給你拿錢。”張明楷遂將欠條給了趙繽智,趙繽智拿到欠條后將其撕毀并說:“你沒有欠條了,我就沒有欠你的錢”。張明楷見狀即與趙繽智爭吵并廝打在一起,因無果張明楷遂尋求法律解決。

二、行為人構成何種犯罪

本文認為趙繽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趙繽智銷毀的僅僅是代表債權的證據,欠條本身不具有財產性利益,也不可能成為詐騙罪侵犯的對象,二人的債權債務關系沒有因欠條的損毀而消失,故趙繽智與張明楷之間屬于民事財產糾紛,不夠成刑事犯罪。

本案中,趙繽智采取欺騙手段,謊稱還款,騙取張明楷的信任,使張明楷自愿將欠條交出,然后銷毀,以達到占有欠款的目的,趙繽智的行為似與詐騙罪的構成有些吻合。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欺騙方法,非法獲取他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就本案而言,如果趙繽智的行為要構成詐騙罪(既遂),應符合以下構造:趙繽智實施欺騙行為(如聲稱已償還債務或沒有借款)——被害人產生認識錯誤(如誤認為趙繽智已還債)——被害人不要求趙繽智償還債務(處分行為)——趙繽智不必還債(獲得財產性利益)——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失(原有的債權沒有實現)。而本案中趙繽智所騙得的是一張欠條,欠條能否成為本罪的犯罪對象是關鍵。

眾所周知,欠條本身價值并不大,它只是債權債務關系可能存在的單純證明性文書,表現為實現債權的證據價值,不屬于財物。詐騙罪的對象既包括財務,還包括財產性利益,欠條能否代表財產性利益呢?財產性利益的內容必須是財產權本身,只有在行為人取得財產性利益的同時導致他人遭受財產損失的,才能認定該利益為財產性利益,欠條本身不具有這種性質。因為欠條只表明了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有一種合法的民事合同關系,趙繽智騙取欠條,并不意味著他取得了債權或張明楷喪失了債權,換言之,趙繽智取得欠條并撕毀之后,被害人與趙繽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依然存在。實踐中,沒有欠條或欠條滅失,而債權人結合其他證據能夠主張權利或債務人自愿履行債務的情況,也是大量存在的,可見,欠條只是民事訴訟中的證據之一。既然趙繽智撕毀欠條的行為并沒有直接取得債權,也沒有使被害人喪失債權,就不能認定其取得了財產性利益,故欠條不代表財產性利益,也就不能成為詐騙罪的對象,再者張明楷只是受騙將欠條給了趙繽智,并不代表承認趙繽智歸還了欠款,也就不存在詐騙罪中被害人基于認識錯誤的處分財產,所以本案不構成詐騙罪。

誠然,趙繽智撕毀欠條,毀滅代表張明楷債權的有利證據,無疑會使被害人陷入喪失財產的嚴重危險,可張明楷在有其他間接證據證明與趙繽智的債權債務關系存在后,對趙繽智撕毀欠條的賴賬行為可通過民事訴訟程序實現自己的債權。但當張明楷所持的欠條是他與趙繽智之間債務關系的唯一憑證時,趙繽智的行為具有明顯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故意以欺騙的方式取得并消滅債務關系憑證,以實現非法占有,且情節(jié)嚴重,即趙繽智的行為直接阻礙了張明楷的司法救濟,具有社會危害性和刑事違法性,好像可作為犯罪論處。但我國刑法實行的是罪刑法定原則,上述行為因無明文規(guī)定,則也當然不能認定構成具體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