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資對象對非法集資定罪與量刑的影響

裁判要旨

行為人既向親友又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此時行為人將親友視如社會公眾，行為人對親友具有了集資的概括故意，其向親友所籌資金也屬非法集資款項。

案情

2007年至2013年，被告人楊彩安以承建工程、經營石場等需要資金周轉為由，采取支付高息為手段，以承諾還本付息為方法，通過口口相傳的方式，以借款的形式向176名集資參與人吸收資金共計人民幣5388.3萬元。2013年5月25日，楊彩安主動到當?shù)毓矙C關投案，如實供述了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的全部事實。

裁判

江西省興國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楊彩安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規(guī)定，以承諾還本付息的方式，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擾亂金融秩序，數(shù)額巨大，其行為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楊彩安有自首情節(jié)，依法對其從輕處罰。判決：被告人楊彩安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楊彩案不服，以其向21名親友所吸收的資金共859萬元不屬非法集資款項，應當從一審法院認定的5388.3萬元中剔除為由，向江西省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贛州中院經審理認為，現(xiàn)有證據不能證明楊彩安向親友吸收了資金，且原判認定楊彩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數(shù)額符合法律規(guī)定。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析

本案爭議焦點是：如果楊彩案的176名集資參與人中確實包含其部分親友，那么其向親友所吸收的款項能否作為其非法集資的犯罪數(shù)額？在處理中對此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的規(guī)定，該筆款項不應屬于楊彩安的犯罪數(shù)額。第二種觀點認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二條、第三條結合起來看，只要除親友外，還向其他社會公眾吸收了資金，此時行為人具有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的概括故意，向親友所吸收的資金也屬于非法集資犯罪數(shù)額。

律師觀點

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

1.《解釋》和《意見》中的“親友”或“單位內部人員”應指關系緊密的人

《解釋》第一條第二款規(guī)定：未向社會公開宣傳，在親友或者單位內部針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的，不屬于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兑庖姟返谌龡l規(guī)定：在向親友或者單位內部人員吸收資金的過程中，明知親友或者單位內部人員向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而予以放任的;或者以吸收資金為目的，將社會人員吸收為單位內部人員，并向其吸收資金的，不屬于《解釋》第一條第二款規(guī)定的“針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的行為，應當認定為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筆者認為，刑法所規(guī)定的近親屬，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同胞兄弟姐妹，理應屬于《解釋》和《意見》中“親友”的主要組成部分；而其他親屬或者朋友、單位內部人員，如果他們還同時符合以下關系緊密的特點，這部分人員也可以認為是《解釋》和《意見》中的“親友”或者“單位內部人員”：與行為人日常交往密切、交往基礎扎實、持續(xù)時間較長、知曉行為人與集資相關的真實信息、基于親情或友情而非基于投資獲利而借錢等。

2.僅向親友或單位內部人員吸收資金不構成非法集資犯罪

如果行為人僅向上述親友或者單位內部人員宣傳相關吸收資金信息并客觀上吸收了他們的資金，根據《解釋》第一條和《意見》第二條、第三條的規(guī)定，此時行為人并沒有非法集資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在行為性質的認定上，可以歸結為兩種情形：一是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親友或單位內部人員等特定對象財物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等手段騙取對方財物，此時其行為構成詐騙罪；二是行為人將所借資金用于生產經營等正?；顒?，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不特定對象財物的故意，行為人與不特定對象之間形成的是民間借貸關系，雙方的行為應當由民法調整，不宜作為刑事案件處理。

3.即向親友或單位內部人員又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時犯罪數(shù)額的認定

行為人從特定對象處獲得的集資款仍然屬于非法集資犯罪數(shù)額，主要理由是：首先，從行為人非法集資的主觀故意上來看。因為如果集資對象里既有特定對象，又有不特定對象，無論這些不特定對象是否如《意見》第二條、第三條第（一）項所述，是通過行為人放任其親友或者單位內部人員向外傳播集資信息并向外吸收資金而來，還是通過行為人自己親自或主動要求其親友等人向外傳播集資信息并向外吸收資金而來，均表明行為人主觀上沒有將集資范圍局限在特定對象上的故意，而其主觀上所占據主導地位的恰恰是向社會公眾等所有人吸收存款的概括故意。此時，不論是親友或單位內部人員，還是社會公眾等不特定對象，均是行為人在上述同一個犯意支配下非法吸收存款行為所指向的對象，此時的親友或單位內部人員與其他社會公眾等不特定對象的地位和屬性，在行為人看來是相同的，都是包括在“社會公眾”范疇內。因此，行為人向親友和單位內部人員所吸收的資金也應該屬于行為人非法集資的犯罪數(shù)額。綜上兩點所述，本案中，一旦楊彩安的集資對象即包含特定對象，又包含親友等不特定對象時，則所有集資款均應當認定為其非法集資數(shù)。

 編輯：王若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