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簡介：僅投入資金而未與公司原股東達成入股合意

被告上海知音琴行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1月17日，成立之初注冊資本為人民幣500萬元；原始股東為上海恒通置業(yè)公司、上海百士企業(yè)發(fā)展公司、上海大得經(jīng)貿有限公司；公司性質為有限責任公司。

1998年2月，原告王文劍向被告繳納4萬元，被告向原告出具書面憑證一份，載明：公司內部職工股權，人民幣肆萬圓整，落款日期1998年2月，編號9***（系原告的工資單序號）。該書面憑證上蓋有被告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朱文玉的印章。現(xiàn)原告據(jù)此訴至法院，要求確認其為被告的股東并享有被告公司0.80%的股權。

被告公司股權變更如下：1997年12月23日，被告召開第二次股東大會，確認三名原始股東的股權分別轉讓給中聯(lián)音像多媒體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民成實業(yè)有限公司、朱文玉、朱成俊、朱曉敏、于峰、毛昭瑜、姜志申等八名新股東。1998年1月，被告的三名原始股東與八名新股東共同簽署《公司股權轉讓協(xié)議》一份，明確被告公司的注冊資本500萬元不變，新股東按照各自出資份額享有出資比例。1998年1月20日，被告的八名新股東共同制定《公司章程》。

1999年1月20日，被告召開第三次股東大會，作出《關于確認本公司股權轉讓的協(xié)議》，確認股東中聯(lián)音像多媒體文化科技公司的240萬元投資，按原價將其中的200萬元轉讓給股東朱文玉。2002年4月，被告公司注冊資本變更為800萬元。至此，被告的股東為本案第三人朱文玉（出資635萬元）、朱成?。ǔ鲑Y100萬元）、毛昭瑜（出資20萬元）、姜志申（出資20萬元）、黃路陽（出資25萬元）。

1998年2月包括原告及本案第三人朱文玉、朱成俊、毛昭瑜在內的共31人向被告繳納款項并取得“內部職工股權”憑證。2006年至2011年期間，被告以繳納款項為基數(shù)，每年按照一定的比例向上述繳款人（董事會決定不予發(fā)放的除外）發(fā)放一次性錢款。截至本案訴訟之前，已有部分繳款人員因退休、跳槽等原因離開被告公司，被告均向該部分繳款人退還本金及不等利息，并收回“內部職工股權”憑證予以作廢。目前，仍有15人持有“內部職工股權”憑證。 原告訴稱，其出資購買被告股權后，被告向其出具股權證書。但認購股權后，原告從未享有過任何股東權利和權益，且從未從被告處分到過任何股紅和利潤。經(jīng)律師調查，原告并未被確認為被告股東，其認購股權的出資僅被作為“集資款”計入被告公司某些高管持有的股權名下。原告出資的目的是認購被告股權，但被告的行為嚴重侵害原告的權利，故請求法院確認原告的股東身份。

被告辯稱，原告訴請確認的股權既非原始取得，亦非繼受取得；且原告從出資起從未享有股東權利，亦未履行股東義務、承擔被告經(jīng)營風險；其繳納款項性質非股東出資，應為借貸，故不應獲得股東資格。

法院判決：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一審法院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一審判決后，雙方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均未提起上訴。一審判決已生效。

律師觀點：原告不享有被告股東身份

原告依據(jù)被告出具的“內部職工股權”請求確認其為被告的股東，而被告認為上述憑證系雙方建立債權債務關系的借款憑證，故該案的主要爭議焦點在于原告向被告繳款后取得的“內部職工股權”憑證的性質認定，即能否據(jù)此認定原告取得被告公司股東資格。

1.根據(jù)我國公司法的相關規(guī)定，公司股東資格的取得方式分為原始取得與繼受取得兩種。原始取得是指因設立公司或增資而成為公司的股東，繼受取得是指因轉讓、繼承等受讓股份而成為股東。該案中，首先，原告向被告繳款的時間在1998年2月，而被告于1997年1月就已成立，故不存在原告出資系為了設立被告公司的事實，即原告不是被告的原始股東。其次，被告在1997年成立時已登記有三名原始股東，1998年1月原股東與八名新股東又簽訂股權轉讓協(xié)議，重新確定被告的股東及各自享有的股份?，F(xiàn)原告不能舉證證明其與被告的上述三個原始股東或八個新股東之中的任何股東，存在達成轉讓被告公司股份的意思表示，故原告繼受取得被告公司股份的事實亦難以成立。由于原告提供的“內部職工股權”憑證上并未記載其應享有的股權比例和股權來源等內容，故該份證據(jù)僅能證明原告向被告繳納了一定數(shù)額的錢款、被告向原告出具過此份材料。審理中，經(jīng)釋明，原告明確其提起該案訴請的依據(jù)系基于公司增資擴股成為被告公司股東。增資擴股并非一般形式上的投入出資，應屬于公司重大事項，必須履行股東會決議、出資驗資、工商變更登記等一系列法定程序。該案中，被告自1997年成立起截止收取原告款項之后的近五年期間，注冊資本始終為500萬元，并不存在增資擴股的事實，且原告向被告繳付的款項亦未經(jīng)驗資，故不能認定為原告向被告履行了出資義務，原告的上述主張不能成立。

2.判斷原告是否成為被告股東的標準，除了考察原告是否在公司章程、股東名冊記載、工商登記機關登記、有無出資協(xié)議與出資證明書等要件外，還應考察原告是否實際作為股東行使了股東權利和義務，諸如參加股東會、行使知情權、獲取公司收益等。而該案中根據(jù)查明的事實，原告自1998年2月向被告支付款項獲取“內部職工股權”憑證之后，從未參加被告的股東大會，也未參與決定被告的投資經(jīng)營與高管的人事安排等事宜，即原告從未享有過與股東有關的權利或履行過股東的義務。故原告僅憑向被告繳款并獲取上述憑證的行為，要求認定其已實際取得被告的股東資格，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jù)。

3.關于涉案“內部職工股權”憑證的性質，原告認為此系認定其股東身份之證明，被告則解釋系在當時為避免非法集資之嫌而出具的借款憑證。法院認為，只有在股份制合作企業(yè)中才存在內部職工股權，而該案被告自成立至今的性質始終為有限責任公司，也不存在原告訴稱中提及的股權改制事實，故原告以此主張其享有被告股東身份的理由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