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廣播網8月16日報道，現(xiàn)行《刑法》面臨較為全面的修訂，修訂草案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將“惡意欠薪罪”和“危險駕駛罪”寫入其中。此修正草案將在本月下旬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進行審議。

將“惡意欠薪罪”寫入《刑法》，人大代表、勞工專家以及公共輿論呼吁已久，認為它是解決當下普遍存在的“討薪難”的急迫之舉；盡管這中間一直存在法理上的爭議，但總起來看，是贊成的聲音大占上風，也更獲得民意的支持。如今眼看“惡意欠薪罪”將成現(xiàn)實，人們理所當然難掩興奮之情，但此時需要提醒的是，“惡意欠薪罪”之于解決“討薪難”的作用可能并不會如人們所預想的那樣樂觀。

首先就“可操作性”而言，如果說“危險駕駛罪”如醉駕，因為情節(jié)、證據較易確定而較具有“可操作性”的話，那么“惡意欠薪罪”則不然———何謂“惡意”？如何判定“惡意”？恐怕會大費周章。讓人擔心的倒不是“惡意欠薪罪”可能被“擴大化”，而是在證據難以成立或者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之下，真正的“惡意”會輕松逃脫。

其次，我們或者需要重新反思一下，為何要設立“惡意欠薪罪”———我們不是有《勞動合同法》來保障工人的工資權益嗎？不是有勞動監(jiān)察部門維護工人權益、查處企業(yè)不法行為嗎？而現(xiàn)實卻是工人的權益依然得不到保障，說到原因，一個最大的原因是“執(zhí)法不力”，而“執(zhí)法不力”又有兩種情形，一是執(zhí)法力量不足，二是執(zhí)法者偏袒企業(yè)；再加上“欠薪原因復雜、情況多樣，走法律程序解決，時間長、成本高”（中國勞動法學會副會長郭軍之語），所以非要設“惡意欠薪罪”不可。但問題是，設立“惡意欠薪罪”之后，上述種種就從此一并消失了嗎？如果情形依舊，又如何敢說“惡意欠薪罪”不會陷入同樣的窘境？人們只看到“惡意欠薪罪”對那些無良老板的威懾力，而可能忽略了，如果它并不落到實處，所謂“威懾力”就只是一個假設；而反過來，如果我們的每項法律都能落到實處，公權力能夠盡職盡責而且不被尋租，那么《勞動合同法》中現(xiàn)有的賠償性條款，未必不能讓無良老板望而生畏。

設立“惡意欠薪罪”，不如設立一個“行政不作為罪”。有人說設立“惡意欠薪罪”之后，將改變由弱勢的工人與強勢的企業(yè)直接博弈的情形，而改由強勢的政府或司法與弱勢的企業(yè)角力，勝負之勢顯而易見。且不去質疑司法介入的“動力”在哪，此話倒是點出了“討薪難”的癥結所在，那就是政府、企業(yè)、工人之間，只有強弱，沒有平等；工人在企業(yè)面前的弱勢是不正常的，企業(yè)在政府面前的弱勢同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