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系列由未成年人實施的惡性暴力犯罪紛紛被媒體披露，例如黑龍江通河縣年僅13歲的男孩張力寶“強奸并殺人案”、北京四少年為取樂虐殺等車女子等，甚至有命案在身的未成年人滿不在乎發(fā)出“我是未成年人，我不會被嚴懲”的言論。

很多法律專家開始糾結(jié)起來：要不要修改現(xiàn)行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條文，將重刑施加于這些無論心理、心智還是生理都發(fā)育欠缺的人身上，以應對似乎越來越嚴重的犯罪形勢？不得不說，如果任由這些所謂的專家來治理社會，估計用不了多長的時間，就會變成這樣的局面：所有的錯誤都是違法的，而所有的違法都屬于犯罪，所有的犯罪又都可以適用死刑。這樣一種荒謬而膚淺的線性思維，導致的將是一種飲鴆止渴式的社會治理政策。

我們首先必須承認，在一定數(shù)量的人群中，犯罪的發(fā)生是必然的。而在一定量的犯罪中——幾乎又是宿命地——必然會有一部分是由未成年人實施的。這是一個概率和統(tǒng)計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我們能夠做的，是且僅是對癥下藥，盡力引導社會向良性的方向發(fā)展，并盡可能地減少犯罪。其中，重刑化的思想和主張，無疑是一劑催命的毒藥。

修改未成年人犯罪的有關(guān)法律，無非有兩條路徑：一是降低承擔刑事責任的年齡，將現(xiàn)行的14周歲下降到12周歲，乃至10周歲；二是提高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定刑，將其實施犯罪的起刑點和量刑標準向成年人犯罪看齊，包括規(guī)定未成年犯可以適用死刑。坦率地說，無論采用哪條路徑，都是違背人類公義和文明準則的。

首先，我們并不否認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成年人的身體發(fā)育普遍加快，一名十一二歲的少年，已經(jīng)擁有足夠傷害他人的體力硬件。但是同樣不能否認的是，并非所有的未成年人都是如此，還有相當?shù)囊徊糠治闯赡耆?，就是未成年人的樣子。一旦修改法律，勢必將個別的群體變成普遍地適用于全體(雖然囿于體格，這部分人實施嚴重暴力的概率相對會低)，過早地被法律關(guān)照，并不利于他們的身心成長。

其次，即使這些身體早熟的少年，其心智是否同樣早熟，恐怕也不樂觀。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某些令人發(fā)指駭人聽聞的犯罪，分析起來卻會發(fā)現(xiàn)實在讓人啼笑皆非。哪怕再大一點，即使再壞也不會采用那樣的方式犯罪。對此我們應該不難體會，同事張三李四的孩子，長得高高大大一米八幾，但是只要一開口說話，“嗯，他就是個孩子”。很多未成年犯罪都是所謂“激情犯罪”，并沒有“犯罪成本”的意識，也就是說，大幅度提高犯罪成本，并不能阻止他們的犯罪行為，他們是群對刑罰“不敏感者”。

第三，在局部地區(qū)短時間內(nèi)集中爆發(fā)的未成年人重大惡性暴力案件，孤立的從個案觀察確實有處罰失之于輕甚至未得到處罰的情況。然而法律難道不是像一把篩子，通過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篩選罪犯嗎？不管篩子的眼有多小，總有一些東西漏下，這本身就是法治的代價，因為我們沒有一勞永逸的方案。一旦縮小篩子的孔洞，就會產(chǎn)生更多的罪犯，注意，這些新增加的罪犯都是未成年人，他們有更長久的未來來反抗社會，從而使我們每一個人的余生都不得安寧。

第四，假如我們輕率地選擇降低刑事責任的年齡，比如規(guī)定12歲即應承擔刑事責任，或者14歲即可判處死刑。那么，萬一將來再出現(xiàn)11歲乃至更小的殺人犯(很有可能)，又該如何是好？橫向上對犯罪主體的隨意突破，勢必引起縱向上刑事處罰的聯(lián)動，最終使得重刑的發(fā)條又緊了一扣。

最后，不修改相關(guān)法律，并非意味著不關(guān)注未成年人惡性暴力犯罪的動向及對策。事實上，首先應該檢討的不是法律和立法，而是現(xiàn)行的諸多社會政策以及教育體制，當我們只是著眼于治標而不治本的時候，當我們只關(guān)注懲罰而不抓源頭的時候，再殘酷的刑罰都不能阻止新的越演越烈的暴力。然后我們再來反省司法實踐中對未成年犯一味從輕的政策，檢討我們的少年庭是否在放縱罪犯，很顯然，在立法已經(jīng)從輕的情況下，再在審判中從輕或者減輕是否應當或必要，這個問題更加值得思考。

好的法律，不是一把夠細的篩子，而是一把使用起來順手的篩子。畢竟報復不是法律的武器，當未成年人都在用極端的方式對抗社會，作為成年人，我們需要更理性地思考這個問題，思考如何通過社區(qū)建設和教育來降低未成年人犯罪，而不是提高刑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