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寧波市的基層檢察院，讓一名交通肇事犯罪嫌疑人做交通協(xié)管員，以考察其悔罪表現，再決定是否予以正式不起訴。據報道，目前已有13名犯罪嫌疑人得到不予起訴的“特別待遇”。這就是正在檢察系統(tǒng)推行的被命名為“附條件不起訴”的創(chuàng)新舉措。由于此舉被疑觸及到現行法律的“禁區(qū)”，因此，不少媒體在報道時將其解讀為“以善代刑”。

據介紹，正在實行的“附條件不起訴制度”，使檢察機關對應當負刑事責任的犯罪嫌疑人，綜合其犯罪事實、情節(jié)及人身危險性，認為可不立即追究刑事責任時，對其設立最長不超過一年的考察期，如在考察期內積極履行相關社會義務，足以證實其悔罪表現的，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而它的適用條件是：犯罪情節(jié)較為輕微，可能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等；根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節(jié)、悔過表現以及個人情況，適用附條件不起訴確實不致發(fā)生社會危險性。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老年人、殘疾人、孕婦以及初犯、偶犯、過失犯罪的案件適用于附條件不起訴。聽說寧波當地的探索已經取得了成效，各方當事人都表示滿意，也引起了上級的重視，大有在更廣的區(qū)域內予以推廣的傾向。

其實，類似探索早已有之。比如上海浦東新區(qū)檢察院早年就試行過“訴前考察制度”，南京在多年之前推出了有條件“暫緩起訴制度”。雖說稱謂不同，內容則大致相仿，都是給當事人設定一個前期考察期，表現評價為好的，都可以獲得不予起訴也就是無罪的待遇，而且，制度實行中也很少出現當事人表現不佳而予以起訴判刑的情況?；鶎铀痉C關的許多改革探索確實具有積極意義，在具體案例上會取得“良好效果”。但問題是，雖然我們某些立法尚待完善，司法改革也需深化，執(zhí)法機制方面也有進一步發(fā)展的空間，但這種改革和發(fā)展的方式卻絕對不能再沿襲過去的做法，尤其不能在現行法律規(guī)定之外自我授權、自我擴權，甚至混淆法定職權。比如我國《刑法》第3條明確規(guī)定：“法律明文規(guī)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而《刑事訴訟法》第142條則對檢察機關適用不起訴決定的條件及范圍做出了明確限定，“相對不起訴”制度也僅限于“犯罪情節(jié)輕微，依照刑法規(guī)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處罰”的情形，根本不存在適用于“可能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等”的情況。這是法律的剛性規(guī)定，是不能“突破”和任意逾越的。因此，一些地方檢察機關正在推行的“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明顯缺乏法律依據，應當緩行。而司法恪守法定權限、堅守權力邊界、尊崇法治原則，正是維護國家司法統(tǒng)一性、穩(wěn)定性和權威性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