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國家稅務總局的官員預計，2010年全國財政收入將達到8萬億元人民幣，甚至會緊隨美國之后坐上全球亞軍的寶座。在西方經濟發(fā)達國家深受財政危機困擾的此時，該預測引起了對財政收入為何高增長，高財政收入如何在各個經濟主體之間合理分配的又一輪熱議。

目前，對財政收入高增長最多的爭議就是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宏觀稅負水平近年來持續(xù)增加，這意味著社會財富不斷向國家財政集中。政府從國民經濟收入這個大蛋糕中分得的越來越多，但以目前中國經濟所處的發(fā)展階段來看，中國企業(yè)及個人的負擔日益加重。

政府財政收入的高增長和國民收入的低增長相互背離的負面因素顯而易見。得益于高增長的財政收入，中國的各級政府正變得財大氣粗，進而將大量的財政收入用于政府投資，這從近年來各地動輒天量的投資計劃中就可見端倪。與之相關的是，居民收入的低增長使自1994年以來居民儲蓄率就總體呈現下降趨勢，而同期政府儲蓄率則不降反升。近年來，方興未艾的政府投資熱不斷的將政府儲蓄轉化為投資，企業(yè)和民間投資的空間一再被擠壓。在本報近年來對企業(yè)界的多次采訪中，企業(yè)界都普遍存在為何經濟基本面向好，實業(yè)投資環(huán)境卻未見改觀的疑問。此外，高財政收入使政府部門和機構的財政預算約束偏軟，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在財政改革上缺少壓力。多種因素疊加，中國經濟的市場化轉型之路舉步維艱。

財政高增長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各級政府稅收收入的增長。目前，來自流轉稅的稅收收入始終占我國稅收收入的一半以上，某些時期甚至高達60%多。流轉稅的轉嫁會形成各不相同的稅負歸宿，一般來說，消費支出占人們收入總額的比例有隨著收入增長而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即窮人消費支出占比多，富人消費支出占比少，由于比較明顯的稅負轉嫁效應，中低收入階層成為我國稅收負擔實際上的承擔主體。這無疑將對日益惡化的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格局產生決定性影響。

而在曾經作為改革開放最重要成果之一的個體經營領域，現行稅制對個體戶也存在諸多不公平之處：與一般納稅人相比，類似個體戶的小規(guī)模納稅人的稅負過高。1994年稅制改革時，確定的小規(guī)模納稅人的征收率為6％。此后，出于對商業(yè)經營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考慮，從1996年起政府逐漸下調了商業(yè)增值稅的稅率，1998年下半年，增值稅征收率由6%調減為4％。最近幾年來，由于加強了征管，一般納稅人增值稅的稅負水平略有提高，但大多數納稅人的稅負在2％～2.3％之間，而少數納稅人則按照4％征收率納稅。在盈利空間日益縮小和通貨膨脹的雙重壓力下，據非正式的統(tǒng)計數據，近年來消亡的個體戶數量達到600萬戶之多。

因此，我們認為，在財政收入連年高增長、國民收入分配改革銜枚疾進的當前，進行稅收制度的結構性調整，適當的減稅已經是當務之急。

橫向比較，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稅制改革經驗或許能給我們提供些許鏡鑒。事實上，自上世紀末以來，多數國家的稅制改革都體現了減稅理念：如德國2001-2005年間就把企業(yè)所得稅稅率從40%降至25%； 2001年5月美國前總統(tǒng)布什的減稅方案就是要在10年內將減稅1.35萬億美元，全面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亞洲鄰國的馬來西亞則出臺了包括投資鼓勵、出口服務以及中小企業(yè)跨國經營等多項稅收優(yōu)惠政策。對于流轉稅額低于某一數量的潛在納稅人，一些國家的通行做法是干脆實行免稅。比如，歐盟一些國家將免稅線定得較高，如德國為年銷售額12108美元；愛爾蘭銷售貨物為48273美元，希臘為7984美元；意大利為14825美元，在上述額度以下者給予免稅等等。

毋庸置疑，中國的財政改革從總體上看，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稅制已經基本形成，財政與國有經濟的關系也日趨規(guī)范化，政府預算也在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進行改革。財政改革促進了資源配置的提高，改善了國民的收入分配狀況，促進了經濟穩(wěn)定的財政政策機制的形成，同時也遭遇了財政透明度，公共預算與國有資本預算銜接，轉移支付，利益集團等一系列的挑戰(zhàn)。歷史的經驗也證明，如經濟體制的改革一樣，中國財政體制的改革也注定是在解決一個又一個現實問題的基礎上逐步走向完善的過程。稅制改革最終也必然是公共選擇的結果。在各界都在積極呼吁稅制改革的此時，或許：減稅正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