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旅游開始前旅游合同如何解除
（一）旅客的解除權
第一，任意解除權。
在旅游開始前應當承認旅客可以任意解除旅游合同，允許其在旅游合同簽定后，旅游開始前，可隨時解除合同，且此解除也無須提出正當理由。這是因為如果旅客在此時不能參加旅游，也不能由第三人替代其參加，法律又不允許其退出合同關系的話，就會導致旅客構成遲延，旅行社在旅客不能參加時也不能停辦旅游，從而造成財產的不必要的浪費。
由于此時旅游尚未開始，旅行社還尚未正式開始旅游給付，但可能已經就證照辦理、客票、客房預訂等非繼續(xù)性內容為給付，此種給付不因旅游之解除而無效，應當由旅客負擔償還價款的義務。因此一般在解除發(fā)生后，只發(fā)生回復原狀請求權，旅行社可就自己一方遭受的財產損失請求賠償。賠償范圍應當包括因退票、退房而花費的手續(xù)費、定金等內容。
第二，旅游開始前旅行社變更預訂的旅程，旅客可以解除合同。
旅行社有義務按照合同約定的行程安排為給付，為了防止旅行社任意變更旅游行程、景點品質，從而損害旅客利益，應當在旅行社未經旅客同意擅自為變更或者旅客不接受該種變更時賦予旅客解除權。
第三，旅游開始前旅客因不可歸責于己的事由致不能參加旅游時，可解除合同。
由于旅游的履行需要旅客親身參加全部過程才能實現(xiàn)，因此旅游開始前如旅客有不可歸責于己的事由（如因死亡或疾病等）不能參加旅游時，可以解除合同。旅客行使此種解除權要求具備事由的“不可歸責性”，旨在強調旅客因不能受領給付與拒絕受領給付[33]承擔的損害賠償責任不同，即旅客只為因自己一方的主觀過錯導致的合同解除承擔責任。雖然我國合同法在總則中規(guī)定了嚴格責任，但并不意味著當事人過錯的有無不再影響責任的承擔。相反，一方之有無過錯仍然會決定違約責任的大小及范圍。但此處的事由應當視為免責事由從而不應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還是應當適用過錯責任從而在合同解除后仍應承擔賠償責任，則還有待探討。
旅客的上述解除權由本人行使，但旅客死亡的，由其繼承人行使合同解除權。
第四，旅游開始前，旅行社因天災、動亂、交通阻塞或政府命令等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的事由致不能給付時，可以解除合同。
在旅游開始前，因發(fā)生天災、動亂、交通阻塞等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的事由導致旅客不能參加旅游的，旅客可以解除合同。在這種情況下，旅行社同樣也享有合同解除權。
（二）旅游業(yè)者的解除權
第一，旅游需旅客的行為才能完成，而旅客不為該行為時，旅行社可定相當期限催告旅客為該行為，旅客于該期限屆滿仍不為該行為的，旅行社可解除合同。
由于旅游尚需作為債權人的旅客的行使尚能完成，旅客的行為屬于“給付兼需債權人行為”。所謂“給付兼需債權人行為”是指債務人履行合同需債權人的行為才能完成，債權人如果不為該行為，債務人可以催告其在一定的合理期間為該行為，債權人在該期限內不為該行為的，債務人有權解除合同。旅游合同中的某些給付內容，如旅行社為旅客辦理出國手續(xù)需要旅客提供證件、提交身份證件以便旅行社預定機票等就是如此。
我國合同法第259條沒有明確提出“給付兼需債權人行為”的概念，但在承攬合同一章中有關于定作人協(xié)助義務的規(guī)定。臺灣民法典第507條與我國合同法第259條的規(guī)定尚有不同，主要分歧在于，我國合同法明確將定作人應為的協(xié)助行為規(guī)定成一種義務，而臺灣民法典并未將給付兼需債權人行為中的行為稱為定作人的義務。依照史尚寬先生的觀點，定作人為完成工作所需之協(xié)力并非義務，定作人未為協(xié)力之不作為，不構成給付遲延，承攬人并不享有請求其為工作必要協(xié)助之訴權。而承攬人之所以可以行使解除權，也是因為定作人此時已構成受領遲延，而非因定作人違反法定義務。旅客不為協(xié)力行為，對于旅行社為旅游給付即構成受領遲延，旅客在旅行社催告后于一定期限內不為協(xié)力行為的，應類推適用合同法第94條規(guī)定，旅行社可以解除合同，因合同解除所生之損害，由旅客承擔。
第二，旅行社因不得已的事由致難以履行的，可解除合同。
“旅游營業(yè)人非有不得已之事由，不得變更旅游內容?！奔绰眯猩缈梢砸虿坏靡阎掠啥獬贤４颂幩f的“不得已之事由”，主要包括前述內容之外，還應因包括旅行社喪失資格、行業(yè)公會的聯(lián)合抵制行為而發(fā)生的履行不能等情形。此種事由對旅行社而言不具有可歸責性，但其發(fā)生已足以使旅行社不能履行合同。因此在這種情形中，旅行社享有合同的解除權，合同解除后，只依法發(fā)生回復原狀請求權。
二、旅游合同求償權包括哪些
在旅游的過程，難免會出現(xiàn)旅客與旅行社之間出現(xiàn)糾紛，當旅客的權利受到侵害時，相關損害的求償權損害賠償在各類消費合同中均是作為一種最基本的補救措施，故求償權無疑也是旅游者不可或缺的基本權利?；诼糜魏贤a生的求償權大致可分為：
第一，物質損害求償權。
主要針對旅游者在旅游中所攜帶的財物的損失。這類損害在旅游活動中時有發(fā)生。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GB、T15971–1995）》導游服務質量標準的附錄]若干問題處理原則3的規(guī)定“當旅游者的行李丟失或損壞時，導游人員應詳細了解丟失或損壞情況，積極協(xié)助查找責任者。當難以找出責任者時，導游人員應盡量協(xié)助當事人開具有關證明，以便向投保公司索賠，并視情況向有關部門報告?！?/p>
第二，人身損害求償權。
在旅游活動中存在著發(fā)生人身傷害的可能性。一旦人身傷害發(fā)生后，旅游者應有權向旅游組織者主張權利。雖然現(xiàn)今都要求在旅游開始前旅行社必須為每位旅游者購買旅游意外綜合保險，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旅游者的上述兩種權利，也減少了旅行社相應的風險，但它無形中也為旅行社推諉責任提供了借口。故出于保護弱者的角度，應對其有所限制，當因旅游組織者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上述兩種損害時，旅游者可以直接向旅游組織者求償；當然其的保險權益也應同時轉歸旅游組織者，這既避免了旅游者在保險索賠時可能遇到的不便，也能使旅游組織者的風險不致過高，同時增強其的服務和防范意識。
第三，基于連帶責任的求償權。
旅游組織者應對由其選派的導游、領隊、司機等相關輔助人員的行為所造成的旅游者的人身、財產損害承擔連帶責任。旅游者應有權對此類損害提出求償權要求。如林誠二就認為臺灣地區(qū)民法典第514–7條第2項所規(guī)定的“可歸責于旅游營業(yè)人之事由”，應包括因旅游營業(yè)人之履行輔助人故意或過失所致之情形在內。 因為在旅游合同中，旅游組織者既然享有選用旅游服務的相關輔助人的權利，就應承擔因其選用不當所引起的相關法律責任，否則作為間接給付性很強的旅游服務，無疑將為旅游組織者逃避責任提供諸多托辭。
第四，精神損害求償權。
旅游是一種以精神產品為主的消費行為，旅游過程中金錢與物的交換只是實現(xiàn)這種精神消費的手段而已。因此，旅游合同的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定會造成旅客精神健康權利的損害。 ICTC對此也予以支持，在其第13條規(guī)定，旅游組織者應對因其不履行行為而給旅行者造成的“任何損失”承擔責任，并在其第2項中具體規(guī)定了旅客受到人身傷害、財產損害及其他損害的受償限額。 但我國的民法通則乃至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均未提及關于違約責任能否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問題。這實際上是繼承了大陸法系的傳統(tǒng)理論，其認為因債務不履行只能產生財產上損害賠償之債額，而不發(fā)生精神損害賠償問題。只有在因侵權行為造成人格權之損害時，才發(fā)生精神損害賠償。在司法實踐中法官也一般對因合同不履行而引起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不予認可，如馮建良訴上海中旅假日旅行社合同案等。
對于那些未造成人格權損害的違約行為中的某些特殊個案也應給予適當的精神損害賠償，這可視為精神損害賠償原則的某種例外。因為旅游合同有其特殊性，合同的不完全履行或不履行勢必會對旅游者造成精神上的阻滯，帶來某種程度的精神損害，如旅游者想通過旅游帶來愉悅的目的沒有實現(xiàn)，這實質上導致其訂約的目的沒有實現(xiàn)。當然，在賦予旅游者此種精神損害求償權的同時，也應防止其濫用權利，如在旅行社無重大過失或故意的情況下不應支持等，以保障旅游組織者的利益。
第五，時間浪費求償權。
這是由于旅游合同的獨特性所派生的一項旅游者較為獨特的權利，因時間之經過而產生損害賠償之債。典型的立法例有：德國民法典第651f條第2項規(guī)定“旅游無法進行或者明顯受損害時，旅客也可以因無益地使用休假時間而要求以金錢作為適當賠償?！?；臺灣地區(qū)民法典第514–8條規(guī)定“因可歸責于旅游營業(yè)人之事由，致旅游未依約定之旅程進行者，旅客就其時間之浪費，得按日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其每日賠償金額，不得超過旅游營業(yè)人所收旅游費用總額每日平均之數額?！背鲜隽⒎ɡ?，其他各國鮮有立法，我國對此也未有任何規(guī)定。
旅游活動多有較強的時間性，且行程安排在旅游合同上已明確，多數旅游者都會依此作出相應的時間安排。一旦旅程因旅游組織者的原因而造成延誤，無疑會造成旅游者在時間上不必要的浪費。而在現(xiàn)今高節(jié)奏的社會生活中，時間的浪費已經超過了時間經過的本來意義而具有了一定的財產價值。故此權的設立有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它會促使旅游組織者更加注意旅程安排，更好地履行旅游合同。臺灣地區(qū)的立法例有很好的借鑒價值，既保護了旅游者，又防止了旅游組織者過大的風險。
